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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髮老是亂得像剛跟女人打過架似的，為此他沒少挨老闆的數落。他的工作是圖書校對，每天都得用那副近視眼近距離地審視那些圖書稿件。九月底的一天上午，直到十一點時樊新會也沒來上班，他的呼機打不通，他也沒給公司來電話。中午我們吃飯時樊新會的女朋友從北大打來電話，焦急地央求我們快些拯救樊新會：他被警察抓到昌平去了，抓他的理由是“三無人員”。
當天下午我們老闆就親自開車去昌平把樊新會“贖”了出來，這讓我們對老闆的印象有了些改觀。第二天早晨，樊新會西裝革履地出現在公司眾同事面前，他剪短了頭髮，刮淨了鬍子，至此變成了一個風度翩翩的書生。我們再沒看到他那個年代久遠的揹包和那輛簡約至極的腳踏車。他憤憤不平的是，“北京警察狗眼看人低”；他那個北大中文系的女朋友往公司打電話時是我接的，我竭盡所能地安慰了她，並向她作了一個*似的保證，“我一定讓公司領導去把他救回來！”
詩人樊新會
這家公司是做圖書策劃的，附帶也做少兒歌舞及書畫類的比賽。我當時所在的部門是“少兒書畫比賽組委會”。公司裡有一叫周廷軍的*，大家平時都喊他“周經理”，但卻不知道他是負責哪塊工作的經理。周廷軍管得很寬，圖書校對他指指點點，歌舞比賽他也說東說西。每次公司會議，他還當中和老闆大聲爭吵，卻每次都被老闆罵得敗下陣來。這*來公司好幾年了，平時的言行儼然是“二當家”；但據說其工資在公司算是中等偏下。
老闆的外甥，一個叫“連發”的男孩，小眼睛、啊胖臉，愛好打電腦遊戲、看A片，他是公司實質性的後勤部長。我和連發聯手攻下了《生化危機》這套遊戲之後，他又找來了好多遊戲和他一起玩。有時玩到深更半夜我們就睡在公司的沙發上看A片，他說香港的*沒意思，還是西歐的夠勁。我在學校時從沒看過國外的這種片子，沾他的光開啟眼界。連發說他那玩藝兒雖然沒有老外的長，但也很厲害。“你得先撫摩她，等她的小洞裡流水了再插進去……”這個不到十八歲的男孩對玩女人津津樂道。他的女朋友是一個北京胖妞，他自豪地說在北京混當然得泡一個北京小妞玩玩。我們看著電腦螢幕上的“*遊戲”，我問連發，“你和你女朋友做的時候就沒想點別的？”他不解，“想別的幹嘛，我只想把她幹得叫個不停！”媽的，這個小畜牲！
公司裡有位“詩人”叫樊新會，比我大三歲，出過兩本薄薄的詩集。我把樊新會介紹給徐鵬，他們在地理上是老鄉，在興趣上是“同志”。樊新會這人不修邊幅，頭髮老是亂得像剛跟女人打過架似的，為此他沒少挨老闆的數落。他的工作是圖書校對，每天都得用那副近視眼近距離地審視那些圖書稿件。九月底的一天上午，直到十一點時樊新會也沒來上班，他的呼機打不通，他也沒給公司來電話。中午我們吃飯時樊新會的女朋友從北大打來電話，焦急地央求我們快些拯救樊新會：他被警察抓到昌平去了，抓他的理由是“三無人員”。當天下午我們老闆就親自開車去昌平把樊新會“贖”了出來，這讓我們對老闆的印象有了些改觀。第二天早晨，樊新會西裝革履地出現在公司眾同事面前，他剪短了頭髮，刮淨了鬍子，至此變成了一個風度翩翩的書生。我們再沒看到他那個年代久遠的揹包和那輛簡約至極的腳踏車。他憤憤不平的是，“北京警察狗眼看人低”；他那個北大中文系的女朋友往公司打電話時是我接的，我竭盡所能地安慰了她，並向她作了一個*似的保證，“我一定讓公司領導去把他救回來！”
樊新會在國慶節期間請我和徐鵬吃了頓飯，他說他想去西藏，問徐鵬願不願意一起去。徐鵬沉默不語。我當時有些鬱悶，為什麼他不問我願不願意去西藏呢。那頓飯吃到飯館打烊才結束，有個句子被樊新會前後唸叨了七八次，“人們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土地上”，每唸叨一次他就大笑一次。看來詩人都有點神經病。
再後來，樊新會真的去了西藏，聽說他的女朋友也跟他一起去了。得知此事時我已離開那家公司一月有餘，我的一位舊同事告訴了我，我又轉述給徐鵬。徐鵬聽後感嘆道，“給詩人以自由如同給生命以律動！”徐鵬說樊新會的思想遠比他自由，我說姓樊的這哥們夠瀟灑！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徐鵬的女同事
徐鵬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出版社做編輯。那家出版社選題定在都市通俗小說，以徐鵬的文字功底，他完全勝任這份工作。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同事們為蠅頭小利而發生的種種明爭暗鬥，還有某些無能鼠輩為保住飯碗成天對領導溜鬚拍馬。我不認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