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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比較喜歡的能夠很好的體現出先進性的理論，但是他和他領導的復興黨駕馭不了這套理論體系。
當然了，他也不會真的就把那一套讓江山變色，讓人民遭殃，製造了一大幫打著精英主義招牌的利益既得集團和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特色理論體系全面的照搬照抄出來。
他站在左面偏右的立場上，對這一套理論相當的警惕。所以他才會把復興黨的肅委會、紀委會，設定到和國家審計和統計委員會、國家財政和計劃委員會同等的，國家最高階別的政策制定機構的高度上去。
特別是即使為了讓自由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能夠為整體上採取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興黨中國的經濟活躍貢獻力量，但是復興黨對於那些在復興黨的反封建革命中表現的比較順從，身上沒有血債，沒有民憤，能夠被動和主動的將土地上繳，主動和被動的將自己轉化為民族資本家的愛國資本家們，態度仍舊是非常的驚醒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要從事輕工業生產和第三產業的民族資本家雖然沒有反封建革命的物件封建地主階級的遭遇那麼可怖和悽慘，但是因為他們的脫胎於這個階層，復興黨還是在政治上給予了他們一種完全可以說成是歧視性的待遇。
即使這些民族資本家主動或被動的接受了復興黨的《人民（工人）權益保護法》的束縛，不能對他們的工人進行嚴重的剝削了，可是從經濟上，他們要和實力強大的國營企業競爭（復興黨在這一點上倒是比較公平的。他們為私營企業和國營企業的競爭提供了最公平的環境和政策。當然，即使如此民族資本家也別想獲得復興黨的政策傾斜。）。
在政治上，民族資本家和民族資本家的直系家族和依附家族，如果不接受復興黨的最小化家庭的政策，以兩口（孩子都是國家撫養的）之家的規模異地分居的話，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女，就不能享受國家的教育資源、醫療資源和福利政策。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就不能夠在復興黨中國獲得任何的政治權利。
因為復興黨中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在憲法上被作為專‘政物件的他們被這樣對待，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當然了，這種在政治上的不公平對待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這些民族資本家以及他們的子孫，一是沒有人民代表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二是不能參加公務員考試成為公務員，也不能進入大學學習，成為軍人、科學和技術研究人員等等的權力。
對於老百姓來說，民族資本家作為有錢人是值得羨慕的。國家也允許普通國民自主創業，自己經營企業和工廠、商店、第三產業等等。可是這些人在經濟上確實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時，他們在政治上的利益卻被全面的剝奪了。
用老百姓最樸實的觀點來說，那就是當資本家確實可以掙很多的錢，但是因為資本家不享有任何的政治權利，所以老百姓在面對有錢人的時候，還是能夠非常的心平氣和的。
除了在政治上的限制以外，復興黨對所有參與對外貿易的民族資本家也進行了限制。這個限制倒不是禁止民族資本家參與海外貿易。畢竟早在1632年左右，長江商團（包括秦氏商團、枝江商團、松滋商團、武昌商團和金陵商團）就開始全面參與海外貿易了。但是凡是參加海外貿易的民族資本家企業，則必須接受復興黨的財物監督和工會監督。
具體的說就是，所有參與海外貿易的企業，必須接受復興黨“四馬分肥”的政策。
所謂“四馬分肥”，就是指參與海外貿易的企業，必須接受復興黨商業銀行的一部分貸款，將企業的部分股份轉讓給公方（一般為銀行方面和工人代表組成）。公方不會參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但是公方要對企業的財務進行監督，同時還要在企業內部組織工會，維護工人的“人民權益”。
與此同時，企業獲得的利潤採取“四馬分肥”的分配原則。即分為國家所得稅（10％）、企業公積金（20％）、工人福利費（20％）、資方紅利四個部分。資方紅利大體佔大約50％，企業利潤大部分歸國家和工人，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
不要覺得復興黨這樣比較強硬的介入民族資本家的企業有多麼的不公平。實際上，國營企業在國家所得稅的上繳上高達30％左右，同時國企還要接受黨委和工人代表委員會的兩重監督。在企業公積金和工人福利的分配上，國營企業的利潤分配比例也要比私營企業高的多。其中在企業的技術革新和升級方面支出達到總利潤的30％，工人福利更是高達40％。
所以說，如果把國家作為國營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