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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利潤分配方和民族資本家進行比較的話，國家從國企的利潤中也只能獲得30％，而在私營企業裡，資本家可以透過“四馬分肥”獲得高達50％的企業利潤呢。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資本家在企業經營中失敗的話，那麼資本家只能回家自己吃自己，破產了事。國家是不可能為他們兜底的。
當然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才解釋了為什麼在國家放開了對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限制，允許他們到中華帝國的藩屬國投資設廠之後，無論是那些從事輕工業的國營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忙不迭的跑到東南亞地區的中華帝國藩屬國去投資設廠的現象。
畢竟中華帝國對目前階段藩屬國國民設定的最低工資，即使對藩屬國國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恩賜，但是和國內當家做主的工人階級比較起來，他們仍舊是非常純粹，幾乎是沒有什麼用工限制的超級廉價勞動力。
目前階段裡，那些接受過當地中華帝國駐軍一年左右的簡單紀律和組織培訓的朝鮮人和倭國人，就是中華帝國的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最喜歡的用工物件。
截止到1638年，中華帝國在南中國海各藩屬國的企業，幾乎每年都要吸引幾萬名朝鮮和倭國歸化民到南中國海地區就業。
當然了，如果說在復興黨治下的民族資本家已經挺不容易了的話，南明偽證府治下的那些具有資本主義性質大地主和封建手工工坊主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掌握了南明偽政府的所有權力，把崇禎皇帝徹底架空的江南文官官僚集團建立的手工工廠具有官僚資本主義的特徵。但是很明顯，他們的日子遠沒有後世著名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那麼滋潤。
固然，這個時代的江南封建官僚資本主義集團像“蔣宋孔陳”一樣，憑藉國家政權的壟斷力量，透過掌控金融、苛捐雜稅、商業投機、通貨膨脹等手段巧取豪奪而建立起了大量的壟斷性質的手工工廠。但是，一方面他們沒有外面的美國爸爸幫忙，另一方面，他們沒有廣闊的國內市場供他們興風作浪。在復興黨的工業品傾銷和對他們的海外貿易的全面封鎖下，他們很快就退化成了坐擁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兼買辦。
讓人比較驚訝的是，特別是讓王書輝有些沒想到的是，掌控南明偽證府權力的江南官僚地主集團，在復興黨的巨大壓力下，居然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改良。
比如說，至少在浙江地區，江南官僚地主集團重新恢復了國家賑濟體系。
很明顯，因為從1634年以後接連丟失了江西地區和廣東地區，南明偽證府已經吸取了一個明顯的經驗教訓，那就是絕對不能對遭遇自然災害的老百姓繼續不管不顧了。因為只要在他們的地盤上出現了流民和難民，那麼復興黨的軍隊就會雷霆萬鈞般的出現在當地，先是消滅當地的南明武裝力量，之後就會佔據當地的土地，救濟和扶助當地的百姓，最後把當地的百姓變成一幫子跟從復興黨人的亂黨。
原本在南明偽政府裡能夠和江南官僚地主集團相抗衡的贛黨和粵黨，就是這樣徹底的根基盡失的。
其實經驗教訓的角度來說，南明偽證府失去湖南地區和廣西地區，就是這個原因。等到他們再次丟失了江西和廣東之後，他們才明確的認識到，只剩下浙江和福建這兩小塊地盤兒的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再次承擔失去土地的狀況發生了。
所以無論是重新變成徹底的地主買辦的江南官僚集團，還是被複興黨海軍輕鬆的毀滅了所有的海上力量，轉變成了徹底的地方軍閥的鄭芝龍閩黨集團，都不敢放任自己地盤上的老百姓在自然災害後變成流民和災民了。
江南官僚集團的辦法是，大地主們互相商量著出些糧食和山地，組織總是接連不斷的因為小冰河自然災害而產生的災民和難民，開荒山搞梯田，大搞以工代賑。
鄭芝龍地方軍閥集團的辦法則是，採取宋代的老辦法，把災民和難民編成廂軍，在福建沿海地區搞搞漁業生產。
當然了，這樣的辦法並不能解決什麼根本問題。兩地的封建統治者的最終辦法，還是私下裡和復興黨進行接洽，把那些被他們組織起來的災民和難民送給復興黨方面。
對於這種情況，復興黨是比較願意的。說實話，江西和廣東的人口除了一部分集中到了珠江三角洲和鄱陽湖平原上的國營農場裡以外，兩省的大部分人口，還是被複興黨轉移到了北海道、濟州、呂宋、安南等地區的復興黨的海外國營農場中去了。
除了兩地的山區群眾被複興軍吸納之外，大部分處於不適合大規模農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