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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我別無選擇，也希望儘快能有出路，而且夏振川願出一半“買路錢”，多少承擔了一點責任，又有學校鄧書記作證，就答應了下來。
夏振川約我隔兩天來，他好去廠組織部落實。
我心裡一陣輕鬆，學校老師們也都為我高興。我馬上趕到省農牧漁業廳彙報了情況，廳裡表示，一旦辦妥，這裡即會啟動。
如果真能夠這樣解決的話，農業廳的人事調動尚好辦理，就不會有以後的諸多是非，我也不會到現在還為生活尋找工作而奔忙。
兩天後，我興沖沖地來到學校，卻不見夏振川的蹤影。鄧書記說他可能會在家裡。
我到夏振川的家裡去找，夏的兒子說他父親到新淦去了（新淦是我省的一個縣，這裡可能是誤聽，因為我後來得知夏又分得了一套新住房，南昌話講“新的”叫“新咯”）。
鄧書記說：“那只有等他回來，情況如何我們再會通知你。”
我把電話號碼留給了鄧書記，為了慎重起見，又留給了教務處的熊國清老師，請他向夏振川轉告。
此後，夏振川並沒有跟我聯絡，找他，又聽說其被上官老師打斷了肋骨，住院去了。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花言巧語原是假 無辜除名才為真
一九九五年五月，夏振川總算打了電話給我，但自食其言，仍然要我個人到廠組織部去交數千元錢。
我找到組織部，劉煥宇部長卻一再表示沒有講要我交錢，要我找夏來。我便在組織部打電話給夏振川，請夏來一下，可是他仍不肯來。
劉煥宇說：“你還是先去找找學校，然後由學校再來找組織部，一級一級來，你就沒有必要再找組織部了。”
我只得再一次找到夏振川，夏說：“劉部長雖然沒有講要你交錢，但我的理解是要交錢，原來的君子協議，我就是不承認你也沒有辦法，那次所講的把編制掛出之事，你幾次沒有找到我，就想要我去找你呀，你自己的事當然是只能你找我，現在廠裡催我要報告，你說我應該怎樣寫？”
“對於這件事你是最清楚的，當然應該按照客觀事實寫咯。”我又重申了回來上班或把編制掛往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夏仍然要我回去等訊息，情況如何到時候會通知我。我以後多次找他，又總被其敷衍。
這年我已經39歲，感到青春年華不再，這樣下去實在不是個辦法，必須找一條出路。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車，來到了深圳。我每天早出晚歸，餓了，就啃個饅頭，從繁華的深南路到廠房林立的八卦嶺工業區，從聞名的沙頭角中英街到莊穆秀麗的南山蛇口，深圳的東南西北中，處處有我尋找工作的足跡。已經年齡偏大、中文大專學歷偏低、又正處於調動障礙中的我，在飽受疲於奔命之苦後，終於無望而歸。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老母不幸患腎功能衰竭住院，吊氧氣一個鐘頭是10元，一個星期要做一到兩次血液透析，做一次血透就要花費500元錢，原本貧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十二月六日，經濟上已無力支撐的我，找到廠組織部長劉煥宇哀求，希望能給一條出路，以維持生計，找得急了，劉煥宇便丟出這樣一句話：“其實你的問題已經不用解決了，廠裡早就除了你的名。”
我當即要求其出示除名檔案和決定通知書。他說早就發給了學校，叫我去找學校要，學校裡應該會有。
我來到學校詢問，夏振川在上班時間卻躺在家裡睡覺，只好在其陽臺與他的兩個子女閒聊。
我好不容易等到他起床，他還眯著眼睛作糊塗的樣子說：“知是知道有這麼回事，那還是好久的事啦，學校哪有什麼決定書、通知書，那是廠裡的事啦。”
我說：“就是廠裡說的已經發了給學校，學校應該會有。”
夏振川無法再推，只得同我來到學校，然而，學校不僅沒有通知書，就連除名檔案也找不到。學校的老師們群情激憤，均不知道我已經被除名。
我質問夏振川：“廠裡既然有這樣的決定，你為什麼不公佈和及時通知本人，不把決定給本人見面？！”
夏既無知、又抵賴地說：“除名決定又不一定就要公佈和通知本人、與你本人見面。”
我堅決表示：“不見到這份檔案，我決不會罷休。”
在多方面的壓力下，夏振川不得不答應會去找厂部。
但我對於他的為人早已不信了，要他確定一個給我決定書的時間。他猶豫了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