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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哽住了，這樣的歪理，何敢到省府的廳局去要錢？
由於我已經提出了辭職，小揚說：“這幾年廠裡已跟你交了養老金，這些錢要在你的辭職費里扣。”
我並不願計較，只希望儘快結束這無休無止的糾纏，說：“那是組織上考慮的事，該怎樣就怎樣，現在已經交了辭職報告，不知什麼時候能批下來，我還要不要來？”
“那就隨便你了，到時批下來了，廠裡也會去通知你的。”小楊的明確回答，說得也實在。
我想，辭了職反而好些，根據國家規定，人才交流中心可以為辭職人員恢復關係，到時還不會影響工作的調動。這一舉措，無疑對知識分子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問題是現在單位想要我交錢，而我提出的辭職，單位反而要拿錢給我，廠裡還會肯批嗎？
如果辭職報告真給批了下來，檔案關係移到了人才交流中心，那已經在辦的調動關係，還會不會受到影響？
這種做法對我來說，畢竟是無奈之舉。
幾天後，學校派一位老師，給我送來了一份廠組織部填發的通知書。通知為：
通 知
秦付根同志：
你沒有辦理任何請假手續，擅離崗位已久，請你在九四年四月十日前回廠上班，併到組織部辦理停薪留職手續，逾期將按有關檔案予以除名。
特此通知
*江西拖拉機廠委員會組織部（章）
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這時，我已經交了辭職報告，廠組織部的通知對我來說，也就失去了意義。
我的辭職一事，有如石沉大海，經過多次詢問，沒有下文。我想，廠裡既聲言我的“調動關係”已經作廢，拒絕了對方單位的暫借要求，又不讓我把編制掛往人才交流中心；而我畢竟要生存，要養家餬口，廠裡就應該讓我回來上班。
一九九五年元旦過後，我找到廠組織部，要求劉部長給我解決工作問題。
劉煥宇對我說：“你找廠裡是沒有用的，你還是應該去找學校，這件事要由學校來與我們商議才行。”
我找到校長夏振川，轉述了劉煥宇的意見，要夏振川與廠組織部商量一下我回來上班的問題，夏答應了會與劉煥宇聯絡。
元月六日，夏與劉商議後，用電話通知我說：“已經同意你回來，一星期之內回學校上班，否則除名。”
我當天趕到學校報到，夏振川說：“具體如何安排，還要等學校領導開會討論再說。”
可是，自元月六日至二十三日這段時間裡，夏振川又以各種藉口推諉，最後卻出爾反爾，明確表示無法安排，拒絕我回校上班，說：“學校下個學期的工作已經安排完了，就連掃地也沒有你的份。”
可據我所知，梁仁錚早就已經退休，現還在校代課，既然廠組織部和學校已經決定讓我回崗上班，就不應該再找藉口把我堵在門外。
我把這些情況向廠組織部長劉煥宇作了彙報，劉說：“你仍然去，去了就算出勤。”
我便仍然堅持天天到校，要求學校安排我的工作，夏振川卻說：“劉部長叫你上班，那你去找他安排。”
直到放寒假以後，我依然在空曠的校園裡，忍受著凜冽的寒風，就像飄在空中的風箏，游來蕩去。
原來，夏振川並沒有誠心讓我回來，他是懷疑我已在對方上班，否則這幾年我如何生活？如果我回不來的話，那就正中他的下懷，想對我怎樣處理就可以怎樣處理了。
應該說，省農牧漁業廳有關領導對我還是比較關心的，對江拖的做法，他們認為太出格了，曾打電話與江拖協調，可劉煥宇不肯對話；廳裡還多次讓我先去調入方上班，可謹小慎微的我，面對江拖的刁難，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在江拖的重壓下，就連有的學校邀請前去代課，自己也只得謝絕，生怕有所閃失，被江拖抓到把柄。
夏振川見堵不走我，則採取欺騙的手段對我說：“我若讓你上班，對這些老師如何交待，以後我哪裡還有面子，我要是承認了‘君子協議’，廠裡能不會要我承擔責任？要不你還是把編制掛走，我會去跟廠裡說，把停薪留職費降到一半，我們兩人再各負擔一半，這樣我們大家都無事。”
他還請了學校書記鄧順茹來作證，保證能夠辦成。
鄧書記也當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可以做見證人，如果再有反覆，可以承擔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