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夢？是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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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線上了。如此“炮轟派”的憤怒就加上了一個“更”字，他們決心與潘復生和“捍聯總”血戰到底。潘復生和“捍聯總”對“炮轟派”實行“圍剿”、“專政”，而且株連其家屬。於是，許多群眾漸漸轉向同情“炮轟派”了。“炮轟派”為了生存，不時派出“別動隊”，借吃的、喝的、燒的、用的，或為父母、子女募捐、化緣，有時突然開著帶武裝保衛的大隊人馬*示威，六月五日竟對革命委員會進行了衝擊……而潘復生也不示弱，他調動近萬人，於一天夜裡武裝攻陷了“炮轟派”的全部“據點”，雙方都傷亡慘重。儘管潘復生採用了鐵腕*，黑龍江的奪權與反奪權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捍聯總”與“炮轟派”雙方達成“關於*若干問題協議”，才算止息。

十三 爭權奪力 同室操戈今勝者（六）

一九六七年春，全國全面奪權的第一個高潮之後，北京於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成立革委會，謝富治任主任。此後，由於全國各地派性鬥爭激烈，武鬥嚴重，奪權鬥爭一度陷於停滯。

為了扭轉混亂的局面，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毛主席批准對中央*領導小組成員製造混亂的前線指揮王力和關鋒實行隔離審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活動猖狂的“造反派”。十月七日，*中央轉發了毛主席六七年七至九月間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的談話，號召：“各地革命組織實現革命大聯合”，他說：“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正確地對待幹部，要實行革命三結合”，他還告誡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這對解放幹部、促進各派聯合、抑制混亂局面起了一定積極作用。同時中央對許多地區行文指令或召集一些派鬥嚴重地區的兩派頭頭進京談判，如安徽、新疆、四川、福建、鞍山、瀋陽、長春、黑龍江、廣西、寧夏、西藏等。

一九六七年底才又有青海、內蒙、天津成立了革委會。

至一九六八年元旦全國共有九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全國有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臺灣省除外），完成“奪權”的僅僅是個小零頭！足見“奪權”之艱難。這速度遠遠沒有達到毛主席想在一九六七年實現全國全面奪權的戰略目標。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掀起了第二個奪權高潮。由江西開始，先後又有十五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出現第三次奪權高潮。在此期間，雲南、福建、廣西、西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到此，全國二十九個（除臺灣外）省級單位的奪權在表面上形式上宣告結束，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然而內部的實際的派性鬥爭、權力鬥爭卻如地心之火，不停地奔流，時不時噴突、爆發。

至於地、縣、區、鄉和各部門、各單位的奪權，宛如舞廳裡的太空旋轉燈樣瞬息間幾輪已過。這派奪過來，那派奪過去，你方唱罷，他又登場。因而奪權之事差不多每日皆有，甚而一日幾起，喜慶的鞭炮不絕於耳，祝賀的電報似暮春的柳絮漫天飛舞。

轟動全國的清華大學的“百日武鬥”，究其原因也是為了權力二字。一九六八年三月末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兩派學生展開了大規模武鬥，直到“工宣隊”進校方才停止。

從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奪權始，至一九六八年九日五日最後西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止，歷時一年零八個月。這一年零八個月是由一個“權”字貫穿起來的，全國七億人民，只要是有思維能力的幾乎沒誰不想這個字，甚至清醒的時候想，睡在夢裡頭也想。因為當時全國人民都十分清楚地認識到，它不僅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也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命運。所不同的是有人想奪權，有人想保權，還有人要反奪權。所不同的是做領導、當頭頭的多半想的是政權，一些人是為了黨和國家的命運，少數卻是被權欲驅使；做為群眾大多是怕回到舊社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希望有個真正的維護民眾利益的的政權。但是，不管為了什麼，大家都在為“權”奔波、忙碌、號呼、鬥爭。而在當時，權與派差不多是同義詞，因為在奪權剛剛開始的時候，毛主席和黨中央明確表示要“造反派（革命派）”聯合起來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這樣就把“保守派（保皇派）”排斥於外了。“保守派”的頭頭和廣大群眾當然不甘心，他們也擁立一個認為合自己心意的又有資格參加“三結合”的“革命幹部”進行奪權或反奪權。紅透的桃子豈有拱手讓人之禮？“造反派”是寸土不讓、寸權必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