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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區以下，自然也有相應的各級最大的“走資派”了，因為有那麼一條政治線路和組織路線，從中央到地方是相通相連的，一揪自然是一大串，這是經過“運動”以來的實踐證明了的。於是，大批判的打擊面越來越廣，揪鬥領導幹部的手段也越來越狠。對幹部、群眾的人身傷害從“戴高帽”、“剃鬼頭”、“坐噴氣式”而發展為各種體罰、酷刑、摧殘人身、侮辱人格……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全會在當時黨中央領導人已明確贊同專案組的審查意見和黨內生活極不正常的情況下，批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透過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如此，鑄成了全國最大的冤案。據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〇年九月以前的統計，僅僅因劉少奇冤案受株連被定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達二點六萬多件，禍及二點八萬人。而因此在各種不同層次上不同程度上遭到批判鬥爭的人，則難以計數。
“文化”的“大革命”運動中被各級、各個組織立案審查的人員究竟有多少人，是很難準確統計的。因為每個群眾組織都設了“專案組”，光“專案組”已多如牛毛了，何況被立案審查者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僅中央組織部接收原中央專案組移交的專案材料為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九卷，三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三件，涉及受審人員六百六十九人。據中央專案組一九七五年的一份《報告》雲，上述被審查人員，定為“問題性質嚴重或敵我矛盾”的有三百二十人，佔被審人員的百分之四十七點八。被列入中央專案組審查的人員中，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及省、直轄市、自治區副省長（包括軍隊中相當這一級的幹部）以上幹部二百一十三人，其中八屆政治局委員十人，中央書記處成員十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七十一人（不包括省、市審查的）、國務院副總理七人。據不完全統計，“運動”中，原中央專案組先後共關押和監護的幹部有一千一百二十四人，被隔離在單位、幹校或外地的不計其數，有數以萬計的無辜幹部群眾和證人及家屬受株連。“運動”前，全國副省長、副部長以上幹部，“運動”中受衝擊的佔百分之五十。其中由各地各部門立案審查，被誣以各種罪名的有四百五十三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不包括原中央專案組審查的）。僅一個北京市郊的秦城監獄，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四年間，就關押高階領導幹部五百人以上。其中被折磨致死三十四人，傷殘二十餘人，被折磨成精神病的六十餘人。試問哪朝哪代有過如此大的冤獄？哪年哪月有過這般多的冤案、冤魂？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十三 爭權奪力 同室操戈今勝者（三）
經過幾個月的“炮轟”、“打倒”和“砸爛”，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各級黨政機關普遍陷於癱瘓，各級負責人普遍被關押、揪鬥或靠邊站而不能理事，正常工作、生產秩序已然接近於崩潰狀態。在“運動”發起者看來奪權的時機已然成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社論宣稱：“一九六七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這個“總攻擊”之實質即是“奪權”。因而，六七年元旦社論無異是全面奪權的動員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海工總司）等二十幾個造反派組織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籌委會”。一月四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小組調查員”的名義從北京回到上海，緊急策劃奪權。這一天，上海《文匯報》的造反派奪了報社的權，並發表了奪權宣言。次日，《解放日報》也奪了權。張春橋對上海“工總司”等組織頭頭說：“當前的基本問題是要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裡奪回來，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門控制起來。”一月六日，以上海“工總司”為首的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召開了了“打倒市委大會”。中國共產黨中央華東局、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負責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等被揪到會場接受批鬥，並將全市幾百名局級以上幹部揪到會場陪鬥。大會發出三項通令：一是宣佈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市長；二是勒令陳丕顯交代“反革命罪行”；三是要求黨中央改組上海市委。大會以後，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機構被迫停止辦公。一月八日，在張春橋、姚文元指揮下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