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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兩派開始不停地爭鬥、打鬥、械鬥、武鬥。鬥！鬥！鬥！真刀真槍的鬥！曠日持久地鬥！很多地區革命委員會已經成立幾年了卻還在那裡鬥。比如徐州，直到一九七五年*出面干預，派鬥才告結束，京滬、隴海兩條鐵路幹線才得以暢通。這種鬥，不只是用手、用槍械，還要用心、用思想。而且這種鬥不只限於社會上，還被引入家庭。很多家庭的成員分別為兩派或三派組織的成員或同情者，互相之間常常為各自的立場、觀點、行為展開辯論、爭吵。他們各持已見，毫不退讓。不歡而散的結果是最平和的、文雅的、溫良恭儉讓的，往往是掀桌子、踢板凳拳腳加身，要麼互相不理睬、分家，甚至決裂。
古往今來，像這等廣泛的深入人心的*、權力之爭恐怕還是絕無僅有的。這就是偉大領袖所要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奪權”、“保權”鬥爭。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十三 爭權奪力 同室操戈今勝者（七）
興海醫科大學的奪權倒是很簡單，簡單得如小孩子過家家。
我校幾個“造反派”組織頭頭坐在一塊一核計，聯合一起成立個“造反總團”，每個組織出一名頭頭組成一個常委會，擬定一項宣告，到早已被“造反派”奪過來的廣播站一播放，聲稱“不再承認學校黨委的領導，學校的一切權力歸造反派”，再將學校各部門的公章集中起來捧到“造反總團”團部，奪權即告完成。我們學校的“奪權”進行得如此順利，是因為學校的形勢是一邊倒。原來的主要領導人均被“打倒”，不能發號施令，也沒有權威了，何況他們自己多半已經認錯。其實，在當時的情勢下，即使他們發號施令，也沒人肯聽從了——他們的御林軍“保守派”師生已經幡然悔悟，全部徹底反戈了。若說當時校方的權威只有每月給教工發放工資和給學生髮放助學金、糧票了，不，連這個權威也不是完全的——“牛鬼蛇神”的工資不能全額髮給，每月只予以三十六元的生活費，而誰人是“牛鬼蛇神”，“造反派”是最高裁判。
事後仔細想一想，這次奪權我們又究竟奪到了什麼？除了那一大籮筐早已派不上了用場的木頭疙瘩——公章 ——當時學校所有對外事宜一律使用“造反派”組織的公章，再就是一大“牛棚”的“牛鬼蛇神”（包括被打倒的學校領導和在運動初期由他們丟擲來的“死狗”）之外，我們連根稻草都沒撈著。我不禁啞然失笑——這個奪權太過於滑稽。於是，我把那些木頭疙瘩扔到卷櫃裡頭封存起來。至於醫科大學革委會的成立倒是有些……
“叮咚、叮咚、叮咚”的門鈴聲把我喚回到現實中。一看錶，已是午夜二點。深更半夜來敲我家門的多半是樓下李伯母。開門一看，果然不錯。
“皪皪呀，大娘左尋思右尋思，實在沒法子了來叫……”
“沒關係。我穿件衣服就跟您去。”我一邊穿衣釦扣，一邊說。
“這陣子你大伯挺好的。今日個兒那個不爭氣的二小子回來……”
“怎麼？二哥又闖禍了？”李家的老二比我只長三個月，因為打架鬥毆、流氓偷盜，被勞教了兩次。
“唉，他若是闖禍還許沒事兒了，他就那麼個下作玩意兒。慣了！都慣了！偏今日個兒他人模狗樣地回來了，說是當上了什麼銷什麼供，啊，供銷處的什麼經，經理。皪皪你說……”
“這是好事兒哇！”我隨李伯母出了門。
“可不是呢！俺說也是呢！”李伯母壓低嗓音，“可俺們家都個老東西是死腦瓜骨哇，他說就二小子那個樣子也能當經理？真是……”
說話間，已經到了李伯伯家了。
李伯伯正坐在沙發上長吁短嘆。見我進來了，彷彿見了知心人似的，親熱地給我讓坐，倒茶，完全不像個精神病人。他說：“皪皪你倒說說，讓我們家老二這樣不務正業的人當了經理，去領導別人，那工作能幹好嗎？”
“李伯伯，那是過去，現在二哥不那樣了。俗話說：‘浪子回頭金不換’嘛！”
“唉，你是不知道，他現在的毛病更多了！酗酒、打牌、跳舞、找小姐，他都幹，就剩沒抽大煙了。”
“您一定聽錯了，或者有人背地使壞。”
“知子莫若父。他什麼德性，都在我心裡。我呀，這輩子最大的失敗就是沒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唉——”
我作聲不得。李家老二小時候也是個好孩子，高中畢業時正趕上“浩劫”，父親被關進了“牛棚”，他很苦悶、失落，在社會上閒逛，認識了一些社會青年，時不時參與他們打群架。兩年後下鄉“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