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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那是個特殊的年代，那是個特殊而又特別的年代。那是個狂熱的年代，那是個狂熱而又瘋癲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裡，一切為政治服務，一切又無不染上濃厚的政治色彩。人與人的關係也是以政治為準繩，人們的情感也莫不以政治為基石。因而，人與人的關係、情感出現了可怖的變態、病態、畸形。父子決裂、夫妻離異、朋友對敵，都是為著政治；而婚姻、友誼、情感的產生也可能完全為了政治。這種事情，今天的青年是無法理解和不可思議的，然而在當時，卻是那麼正正常常、那麼自自然然、那麼合情合理。唉，我們這代人實在太傻氣、太幼稚、太馴服，也太沒有自我意識了。
“真的，如果沒有我在中間插棒槌，白皪她肯會迴心……”
我在桌下用腳使勁踢林書梅。
“嘿！都一大把年紀了，有什麼關係嘛！”林書梅只顧說下去“如果你們言歸於好，石市長還是能拉一拉白皪的，也許不至於，不至於弄得這般……如此……”
“不，那不是我們某一個人的力量可以辦到的。”石元砥垂下頭，“痛心啊！痛心！”
三人都沉默了。
十四 白雲蒼狗 曇花一夢風光盡（二）
“浩劫”前後，一整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不是深入也是灌滿了每個人的心裡。絕大多數人們是接受了它，包括那些信仰馬列主義幾十年，出生入死幹革命的老幹部。不是嗎？他們在受到指責、批鬥、*時還要真誠地檢討自己。他們絕大多數人的覺悟是在“九。一三”之後。試想，那些年輕人，那些紅衛兵會怎麼樣呢？他們年輕，既缺乏實踐，又缺乏理論，因而缺乏辨別能力；他們思想活躍，更容易接受新東西，更容易與時代的節拍產生共鳴，而他們的思想基礎又是在“左傾路線”教育下，被浸紅了的，所以他們更容易接受那些理論。一大群出於對偉大領袖的無比熱愛和崇拜、對恩人和救星的無限感激和愛戴的孩子，在人們都不敢懷疑、逾越的“左”的信條的桎梏下，在政治思想的強大壓力下，在一哄而起和唯恐落後的社會潮流下，他們身不由已地被捲入了“文化”的“大革命”的漩渦。他們時刻想著表現自己的激情，時刻想著獻出自己的忠誠，抱著“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以鮮血和生命誓死捍衛”的犧牲精神做傻事、蠢事。可是，他們還自以為是在“文化”的“大革命”那個大舞臺上，表演著“威武雄壯的活劇”呢。另外，過去對於個人的尊嚴、生命的尊貴不夠重視，也是運動中造成殘酷的人身傷害的原因。
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黨中央連續發出檔案，要求“小學開學”，“中學師生停業外出串聯，一律回本校，一邊上課，一邊鬧革命”，“大專院校師生一律返校，參加本院運動”。然而這些《通知》、《意見》、《規定》如同一張張空文，沒有發揮絲毫的實際效應。一些紅衛兵若離弦的箭，回不了頭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月，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領導小組又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通知》的首條即是“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同時提出“各學校應該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照教學的班、級、系的系統，大聯合，建立革命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當時，混亂的局面還在持續發展，相當數量的學生還散在社會上，而學校的幹部和教師都是因受批判和審查，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很多學校不能復課。一些學校則出現了以派為基礎的復課——由各派組織將本派的師生組織在一起授課、聽課，代教、實習。為數不少的紅衛兵，幾乎個頂個都是響噹噹硬梆梆的鐵桿分子（不論哪一派），繼續去搞“派鬥”，繼續為“奪權”拼搏。這些紅衛兵，是處於狂熱、派性顛峰的人，他們彷彿是被巨大的推動力送上了特定軌道的行星，只能沿著那個特定的軌跡運動，外力已很難改變其方向。因此，紅衛兵運動仍然在發展（儘管參與的數量減少了）。公平地說，他們中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是存心與中央相對立，大多數人也不是為了個人撈一丁點兒什麼東西。而是因為他們的責任心過於強烈、史命感過於沉重，故而痛切地感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而是因為他們被時代的瘋狂所同化，故而發生了精神錯亂，不知自身為何人，自體居何位了。他們中間好多人還是孩子，“給個棒棰就當針”的孩子！當然有極少數人是頭腦膨脹，想撈取點兒個人資本，或者原本就是“別有用心”。另外，也有少數人本質上就是無政府主義，乘亂幹壞事，就像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