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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祖父在一九四八年去了香港，那時他未滿兩歲；一九五七年父親因為說了一句“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被定為“右派分子”，送去“勞改”，他剛剛十歲；兩年後母親病逝，他身邊已經沒有任何親屬，也沒有人收留他，唯有初中的班主任徐老師不時地照顧照顧他，他後來認她做了乾孃。所以實際上他是個孤兒；實際上他的祖父、父親並沒有影響到他。因此我對他又多了一些同情。
章遺世第三次被關在團的大門外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我和他在校園的林蔭道上徜徉，我本想安慰安慰他，卻又不知道該如何開口。
他先說話了：“你怎麼還不說話？在打腹稿？你可以居高臨下地問：‘你現在有什麼想法？你今後有什麼打算？’也可以打著官腔說：‘你要經得住組織的考驗，有什麼問題隨時向組織彙報’呀！”
我仍不說話。
他又接著說：“那麼我就主動向你……”
我打斷了他的話，說：“你的情緒我很明白，別人也明白。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理解你，並且原諒你。我現在想對你說的是每一個人一生中都可能受到許多委屈，甚至遭到很大冤枉，古往今來概莫例外。但是，你得挺住。挺住了，你就勝利了。有位名人講：人生就是等待、希望四個字。你明白嗎？等待！希望！”
他感動得哭了，說：“世界上還有了解我的人，而且是我所敬慕的人。夠了！這就足夠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二十三 扶危惜弱 人間自有真情在（四）
“文/革”開始不久，紅衛兵運動興起了。我們全班三十名同學，只有章遺世一人未能加入紅衛兵。現在說起紅衛兵，覺得他們很滑稽、很可笑，很無知，很愚蠢，很可悲，很可恨……可是在當時誰不能加入紅衛兵等於被宣判了“政治死刑”。這就如同大革命時期不能參加農會，而被“打入了另冊”的土豪、劣紳一般。那真是比讓你死還要難受。沒幾天的工夫，他變了個人似的，麻木痴呆，若行屍走肉一般。我那時候很忙，幾天沒見著他，那天突然見他這副樣子，把我嚇壞了。我問他怎麼了？他眼淚汪汪地說：“我這輩子註定完了。”“為了紅衛兵的事嗎？”他不說話，眼淚“刷”地流下來了。常言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啊，我原本就是主張吸收他加入紅衛兵的，看到天這個樣子，更加同情憐憫他了。於是，我力排眾議，又一次與其他班幹部展開爭論： 章遺世見著他祖父的時候還是在襁褓之中，十多歲就與他父親隔離開了，他到哪裡去接受他們的反動影響？既然黨的階級政策是“出身不能自己選擇，道路可以自己選擇，重在政治表現”，我們為什麼不重在表現呢？既然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我們又為什麼只注重成份呢？雖然最後只為他爭取到個“紅外圍”（紅衛兵外圍組織或稱準紅衛兵吧），但這對於他已無異於獲得了“大赦令”！他當時說過：“一個紅外圍，對別人可能是不屑一提的，可對於我，這簡直就是性命！”如今的青年聽了這話，一定會笑破肚皮，或者覺得我們那代人太可憐、太悲哀、太愚昧……可是，我要告訴他們，我們當時的情感是多麼的莊重、多麼的高貴、多麼的神聖！那是你們今天這代人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的一種感覺！
在那個大劫難的日子裡，雖然他沒有被“打入另冊”，但是他的的日子一直不好過。那年月的人，頭腦中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太緊，他的一舉一動都有人盯著。他積極，有人說是“別有用心”；他不積極，又有人說是消積對抗。他左不是，右也不是，實在太難做人了。他原本是個性極要強的人，在那境況下，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天，他憂悒對我說：“我現在無論怎麼做，總有人說不對。我也不曉得到底該怎麼辦好，我真是活受罪。唉，這個世界是紅色的，可我是黑不溜秋的，看來我與這個世界是沒法融合了。”
我說：“你別太在乎別人怎麼說了。只要問心無愧，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旦丁說過：‘走自己的路，讓人們說去吧！’”
他露出了開心的微笑說：“不誇張地說，你是我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我十分惶恐地說：“你這話毛病可大了！”
他堅持說：“我只是說我自己，並沒有說別人啊。”
我堅決說：“那也不對！”
他嘟囔說：“那麼我心裡這樣想別人管不著了吧？”
我說：“在靈魂深外爆發革命！”
“你是我的皮卡迪利的傘。”
“你說清楚點兒。”
他笑了。他多少日子都沒有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