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的種子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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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思想給侵害住，而且大部分華夏人信奉佛教講的就是“臨時抱佛腳”，根本沒有什麼人是真的信奉佛教的。不單單是華夏，其他非常信奉佛教的國家現在都落後的不像樣子，看東南亞那些小國。

佛教對華夏的影響壞多於好，不僅僅是在思想上麻醉約束了普通民眾，而且它這個組織對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響，像南北朝時期和唐朝中後期，寺院惡性膨脹，寺院佔盡名山良田、不事生產，既沒有產出也無法流通，對社會生產資源的佔有和浪費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時代，本當艱苦修為、清靜無為的和尚們坐擁大量地產，成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

當時平民面臨苛捐重稅，沒有田地耕作又無處謀生，很多選擇了出家一條路，因此寺院人員閒散冗餘狀況也相當厲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時候沒有勞力、要打戰的時候沒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興旺鼎盛與蕭條混亂的社會秩序產生了根本利益上的衝突。

公元六世紀，北周滅北齊後立即推行滅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數，有三百萬僧尼還俗，這個數字是當時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唐武宗時期強迫還俗的僧尼也有26萬人，數千萬頃的良田被收繳，拆掉寺廟4600所，使社會上的勞動力和生產財富憑空得以成倍增加。

不僅如此，佛門還是特權集中之地。北魏鎮壓蓋吳起義的時候，在一所佛寺裡發現大量的兵器，又發現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淫luan”處所，這給了魏太武帝暴力滅佛的藉口，“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令“一境之內，無復沙門”。

唐代開國時立下一個規定，進入佛門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軍被擊潰後就往寺廟裡躲。，“安史之亂”期間，郭子儀與當時的禪宗神會達成協議，默許後者透過私賣度牒的手法換取錢財，佛教徒因此數量失控。

種種內亂外患，致使一個本應與世無爭、良性運作的宗教組織不斷異化，變成了社會腫瘤，非但獨立於政權之外，還與世俗社會的利益相沖突，令統治者欲除之而後快，終於招致滅頂之災。

作為一個宗教，佛教因為膨脹過快而失控，已經逸出了本身作為一個出世的宗教組織本身的權力和職能範圍，與世俗社會爭奪起資源和財富，甚至於與政權爭奪起對社會的控制權。

所以魏延對佛教自然是半點好感都欠奉，不過他對道教則另有看法。

道教是華夏土生土長的宗教，東漢時期在民間興起，由現在五米道領袖張魯的祖先張道陵創立，道教的思想來源於戰國時期老子李聃、莊子莊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術，它主張修身養性，煉製丹藥，以得道成仙。道教假託《道德經》之名，學問成分較少，實際成分卻是引氣、煉丹，荒誕不經，除了哄騙皇帝修煉長生不老之藥暫時求得一時發展，實際上對後世文化的影響要比佛、儒兩家要弱得多，想想後世那些白蓮教之類的教派多脫胎於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為誤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讓人對道教在這個國度的發展不報什麼希望。

《道德經》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義也是好的，修身養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開來，轉化為積極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相對於從阿三那裡舶來的佛教，魏延認為土生土長的道教三觀更正。

魏延就準備改良道教，使這個本土出產的宗教發揮出它本來應有的作用。

道教是要改良，特別是張角利用道教派系之一的太平道造反，讓東漢末年所有諸侯民眾都對道教有一股偏見，若還是道教，根本無法讓人接受。

魏延本人雖然通曉一些心理暗示之類的洗腦方法，也有種子神器精靈的幫助，但他卻不是最適合創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後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東漢末年，道教裡面有幾個崢嶸人物，張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張魯兄弟身在漢中無法利用，剩下還有兩個具有大神通的人物，一個是左慈，另外一個是于吉。

至於管輅、葛玄都還年幼，南華老仙、紫虛上人是演義杜撰出來的，並不存在。

對於于吉這個人，魏延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確定，這個于吉到底是不是漢順帝時期存活下來的那個于吉，還是一個假借漢順帝時期那個于吉之名招搖撞騙的假于吉。

第410章　【左慈來到】

漢順帝時期有個于吉。

據《後漢書襄楷傳》記載：“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