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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忙和閒之間,依然是有很大出入的。
城市裡的忙和閒,有時甚至是與農村相反的。比方說,秋高氣爽的時候,你的夏季銷售任務剛剛完成,而老闆又正好不在,於是就打算和太太遠離城市的煩囂,做一番秋遊,而把看家的事留給保姆。不料,你家的小保姆卻偏偏也在這個時候向你請假——你們的目的地都是農村,田野裡那些成熟的麥穗則是你們共同的目標,區別在於:你是休閒,她是農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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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城裡人卻常常是“忙時吃稀”的:對於一大早就要趕著上班的人來說,以半流質形式呈現的中式稀飯或者西式麥片,不僅製作省時,尤勝在吸收的順暢。
誠如李漁所言:“飯粥二物,為家常日用之需,其中機殼,無人不曉,焉用越俎代庖者強為致詞?”不過,一旦我們將閒/忙對應於幹/稀,就有可能在生活與米飯的兩種不同狀態中建立起一個新的模型,進而在這個模型中對米飯產生另一種體驗。比如,“不閒不忙,不稀不幹”儘管在邏輯和句式皆稱工整,卻比較不容易為城裡人所理解。換言之,對於什麼是“不稀不幹”之食的判斷,某種程度上竟要取決於幾點到幾點才算是一天裡“不閒不忙”的時段。
無論是稀還是幹,粥和飯都是粒食的兩種不同方式。
在公輸般發明石磨之前,中國人一直是完全粒食的民族,即使是麥子,也只能蒸煮成麥飯、麥粥而粒食之,情形又如《詩經·生民》所云:“舂之揄之,簸之揉之,釋之叟叟,蒸之浮浮。”
粉食不僅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主食的形態、烹飪和口感,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成為了男人和北人間差異的一種評判標準。林語堂先生說道:“你看歷代建都帝王都是出於長江以北,沒有一個出於長江以南。所以中國人有句話,叫做,吃麵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國藩不幸生於長江以南,又是湖南產米之區,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
自從廢除帝制以來,南人和北人在粒食和粉食上的差異也逐漸地縮小並且模糊了起來。不過,在粒食陣營的內部,這種差異卻繼續存在著,只是由做不做得成皇帝變成了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糾葛。
乾飯或加了料的乾飯,一開始就是富貴的象徵。在“周八珍”排行第一第二位的,分別是一珍淳熬、二珍淳毋,即大米飯和黍米飯,與此同時,粥之所以被視為窮人的主食,道理明擺在那裡:用一斤米去煮飯,結果可以滿足及恢復兩三個人的胃口和體力;若以同樣分量的米來煮粥,往往能使四五個人心滿意足,即使“心”上有不滿,不過勉強也能足了“意”。
當然窮人也有吃乾飯的時候,如果說“閒”是窮人的絕對貧困狀態,那麼“忙”就是窮人在絕對貧困之下的相對富裕時段。
對於窮人來說,粥的作用就是將口腹之慾分而治之,屬於BBS裡的灌水文章。完全排除了湯水的干擾而以幹蒸形式出現的乾飯就不一樣了,所以我相信,人民並不是不需要桑拿,只是暫時只能屈就於泡澡堂子罷了。
當一個廣州人要表現一種現實主義姿態,他會說:“有粥食粥,有飯食飯”;而當這個人慾採取某種果斷行動之前,他會這樣鼓勵自己:“食粥還是食飯,成敗在此一舉。”
很顯然,粥不僅是窮人的主食,而且是失敗的符號,更有甚者,長期食粥還有可能是導致國家積弱以及民族不幸的原因之一。這一層意思,王蒙在小說《堅硬的稀粥》裡借那一家人的兒子之口作出過一番淋漓盡致的宏大敘事:
“早晨吃饅頭稀粥鹹菜……我的天啊!這難道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華大城市具有中上收入的現代人的享受?太可怕了!太愚昧了!稀粥鹹菜本身就是東亞病夫的象徵!就是慢性自戕!就是無知!就是炎黃子孫的恥辱!就是華夏文明衰落的根源!就是黃河文明式微的兆徵!如果我們歷來早晨不吃稀粥鹹菜而吃黃油麵包,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英國能夠得勝嗎?一九零零年的八國聯軍,西太后至於跑到承德嗎?一九三一年日本關東軍敢於發動‘九一八’事變嗎?一九三七年小鬼子敢發動盧溝橋事變嗎?日本軍隊打過來,一看,中國人人一嘴的白脫奶油,他們能不整團整師的休克嗎?如果一九四九年以後我們領導及早下決心消滅稀粥鹹菜,全國都吃黃油麵包外加火腿臘腸雞蛋酸奶乾酪外加果醬蜂蜜朱古力,我國國力、科技、藝術、體育、住房、教育、小汽車平均擁有量不是早就達到世界前列了嗎?說到底,稀粥鹹菜是我們民族不幸的根源,是我們的社會趨穩定欠發展無進步的根源!徹底消滅稀粥鹹菜!稀粥鹹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