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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薯條已經順利地完成了移民歸化，並且加入了“麵條”陣營，雖然這竟是一場誤會的結果。
許多年以後，身材粗陋的土豆也許不會想到有一天自己竟能化身為曲線優美兼有飄逸弧形的輕盈薄透的片狀尤物。
薯條和薯片的全球化傳播，都有各自的專用媒體，前者的媒體是麥當勞，後者更為犀利，用電視。袋裝或盒裝的薯片，無疑是全球最流行的電視食品，在這個意義上，“沙發土豆”一詞看來很有必要更新為“沙發薯片”。與此同時，薯片也強勢地瓜分了被爆米花長期壟斷的電影院市場。
土豆與影視事業的關係實在是深不可測，例如，港、臺電影界人士所說的“薯片”，其實是“暑期大片”。
薯片的發明者，是在紐約薩拉託加溫泉區一家高階餐廳工作的印度籍廚師Geoge Crum，時為一八五三年。
當時因有顧客不斷投訴薯條炸得太粗，Geoge一生氣，索性就把馬鈴薯切至薄無可薄，然後下油鍋炸至通透，結果大受顧客讚賞，炸薯片從此聞名天下，並且發展成一門工業。從此以後，土豆的樣子不僅變得匪夷所思，而且被附加了乳酪、洋蔥、雞汁，甚至比薩、咖哩以及紫菜的味道。
經過油炸之後的土豆，能量和熱量激增，一隻中等大小的免油“法國烤土豆”，熱能僅幾千卡，經油炸變成薯條或薯片之後所含的熱能，竟高達二百千卡以上。對土豆的油炸以及“條片化”改造，是資本主義發展程序中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自我增值。
薯條薯片皆為美式文化的代表，其實美國人為土豆做點推廣，也算是理所當然。一八四五年，一種引致馬鈴薯枯萎病的真菌首次侵襲愛爾蘭，令馬鈴薯變黑並且枯死，從而釀成長達五年的大饑荒，奪命近二百萬，亦驅使同樣數目的饑民向北美洲遷移。在某種意義上，沒有土豆也就沒有今日的美國。
儘管薯條、薯片已經在中國市場上站穩了腳跟，不過中國的馬鈴薯消耗量，與美國每年人均吃下一百四十磅的紀錄仍有極大的差距。
土豆在中國至今仍被視為一道菜，而不想在歐、美被當成天經地義的主食，一種在泥土裡長出來的天然的麵包。如果說土豆曾經因為外表和“塊莖”的身份而備受東西方人民共同的嘲弄和敵視，那麼，土豆在今天仍不能成為中國的主食，完全是傳統飲食方式使然。
土豆不僅是中國餐桌上的一道菜，而且是一道“不怎麼樣”的菜。南方不僅不是土豆的產區，南方人對土豆也從來提不起興趣。土豆在北方出場的機會雖然大大高於南方，不過躋身名饌、由替補成為正選的可能性依然是零。北方的家常菜裡，稱得上好吃的只有“醋熘土豆絲”一道，至於山東的“拔絲土豆”以及東北砂鍋裡的那一氣亂燉，大致上乏善可陳。
東歐人擅長的“土豆燒牛肉”，本來與中國菜之間的相容性極高，惜乎國人對牛肉一向敬而遠之，再說“土豆燒牛肉”後來又與“放屁”產生了意識形態上的關聯，或深或淺的罪惡感只怕是一時也無計消除。
土豆在我國的這種處境，還可能與其一直無緣獲得某種正面文化意義有關。同具外來者身份的高粱，雖然亦未能入主餐桌，卻因文化上獨一無二的象徵性而比土豆更受尊敬。一般相信，現在的中國高粱乃自赤道非洲引進，不過仍有史學家堅稱在黃土高原上有中國高粱獨立的譜系，證據是西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我不知道這裡有多少的情感因素，但是就足球而言，儘管國際上公認中國人在基督誕生前二百年就玩過類似的遊戲，但畢竟不是現代的足球，更不可能為我們留下一個歷史悠久、戰績彪炳、名叫“皇家高太尉”的足球俱樂部。
粥飯和
最高指示——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閒時吃稀，忙時吃幹，不閒不忙，不稀不幹。”
毛主席的這番話，來自於古老的中國民間智慧。“吃稀”，指的是吃稀飯，“吃幹”，就是吃乾飯的幹活。至於“閒時”和“忙時”，這裡也有解釋一下的必要：“閒時吃稀，忙時吃幹”的原始出處是中國農村（農家還有一種類似的說法，叫做“忙時吃幹，閒時吃稀，下田吃幹，在家吃稀”），就傳統方式的農業生產而言，“閒時”是農閒，“忙時”是農忙。農忙時，要以比較“實成”的乾飯來補充過度支出的體力；農閒時則多進稀飯，為的是節省糧食。
毛主席所說的忙、閒，乃是經濟困難時期的農村飲食生活指引，總而言之，其與城裡人朝九晚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