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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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參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十一輯；十二輯。

（38）　乾隆二十年六月壬申諭。

（39）　乾隆二十年七月己卯諭。

（40）　乾隆二十年十月甲寅諭。

（41）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十五輯。時軍機章京趙翼記雲：“尹文端（繼善）以南巡事，隔歲先入覲。公（傅恆）嘗命司屬代作詩相嘲，中有句雲‘名勝前番已絕倫，聞公搜訪更爭新’，文忠輒易‘公’字為‘今’字，便覺醞藉”（《簷曝雜記》，卷2，《傅文忠公愛才》）。

（42）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十五輯。

（43）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是月。

（44）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己卯，上諭：至此事在本月初九日，該督撫等身任地方，每日隨行，豈竟一無所聞？而皆置之不問，經步軍統領衙門查明具奏，朕始知之。封疆大吏，所司何事？人命至重，朕清蹕所至尚爾如此，則平時之翫忽從事更不可問矣。

（45）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壬戌諭。

（46）　起初，阿睦爾撒納率眾來歸，皇上雖認為他“為人詭詐反覆，全不可信”，卻又因其“乃最要之人（在四衛拉特中，其掌握輝特、和碩特、杜爾伯特三部），伊若來降，明年進兵大有裨益”。於熱河入覲時，阿面陳進兵準噶爾方略，因“賜上駟與之乘，親與其分較馬射，並以蒙古語詢其變亂始末，賜宴而退。阿悚然，時冬月嚴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懾服！’”（《嘯亭雜錄》卷3《西域用兵始末》）。遂封其為親王，令率領北路大軍前鋒，棄清軍上三旗纛幟不用，仍用“舊纛”（此已不當）。果然，軍馬“如入無人之境”，“未折一矢，諸部爭迎，伊犁悉定”，封雙親王。隨後，阿漸露欲為四衛拉特總汗之意，與清廷善後方案意見不一，六月即令班第可“便宜從事”，六月底，以阿睦爾撒納“圖據準噶爾已無疑義”，與其俟其變亂，莫若先發制人。密令班第等，如阿尚未起程入覲，即行擒拿，在軍營正法；如已動身，則另行辦理。復因事機不密，遂致脫逃。但阿逆始終不能與清軍小股部隊相抗，其非“預謀叛亂”可知矣。至於潛逃之直接動因，據其自述系“遵旨入覲，行至烏隆古地方，聞有拿我之信，不得已潛避”。與其部眾言：阿某非不臣，但中國寡信，今入境如軀牛羊，大丈夫安肯延頸待戮？俄國史料也記載阿在入覲途中“截獲了由北京下達給將軍們的命令”（《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第300頁）。趙翼等則記六月間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奉旨先歸，阿私下以總統四衛拉特之意，請其代奏。及額駙入京，竟不敢代奏。而阿中途遷延，猶有所望也。迨至八月中旬，旨仍未下，阿疑事已中變，恐入覲得禍，遂叛走（《皇朝武功紀盛》2；《嘯亭雜錄》卷3《西域用兵始末》）。皇上亦知阿與班第等意見不合，屢次被參，“自生猜疑”，把一部分責任推在了班第等人身上（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4～45頁）。

（47）　乾隆十六年三月壬寅諭。

（48）　參見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群眾出版社1990年版。

（49）　《清代文字獄檔》，上冊，第49～50頁。

（50）　衛哲治參劾謝濟世頗為時倫所不滿，據昭槤所記，此事“袁簡齋（枚）曾作書規之。劉文清公（墉）亦言其‘官每高一階，而其品乃下一級’”（《嘯亭雜錄》卷2《衛司空》）。然逮治謝濟世似為皇上之授意。

（51）　昭槤以為，胡中藻詩獄蓋乾隆帝“深惡黨援，非以語言文字責也”，謂乾隆初年，鄂爾泰、張廷玉二相國秉政，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胡閣學中藻為鄂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張黨為寇仇，語多譏刺，上正其罪誅之（《嘯亭雜錄》卷1《不喜朋黨》）。

（52）　在美國學者孔飛力看來，皇上大罵胡中藻“誣謗滿人”，又嚴斥鄂昌說他的行為不配當一個滿人，把這些聯絡起來才能理解這個案子的意義，即在“謀叛”和“漢化”。《叫魂》（中譯本），上海三聯書店，第87頁。

（53）　如郭成康認為：蓋是時平準在即，形勢嚴峻，皇上必欲遽興大獄，以震惕漢大臣官員。胡中藻、謝濟世不過是其早已選中的靶子而已，《清通鑑》卷5，以上多處參考引用。

（54）　參見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群眾出版社1990年版。

（55）　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