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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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拿解來京，並查抄其字跡貲財；三法司及與審之九卿、科道等俱交部分別議處。翌日又諭：近日內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楊灝身為藩司，為闔省屬員表率，乃侵扣谷價數千兩，是皆民之脂膏也，而遽以限內完贓欲貸其死。夫限內完贓，姑從末減，在微員猶或可言，豈有方面大員，婪贓累累，而尚欲藉口完贓俾得偷生，有是理乎？朕臨御二十二年，試問在朝諸臣，有敢竊弄威福、能生死人者為誰？為官相護之錮習，朕必力革而後已。嗣經刑部擬蔣炳斬監候，奉旨免其斬候，發往軍臺效力贖罪，侵貪至三千餘兩之楊灝即行正法。（59）據說，在這一案中，皇上降旨將尚書、侍郎、給事中、御史共六十八人，分別處以革職留任、降級留任、銷級、銷紀錄、降級等處分。（60）
十月，據新任山西巡撫塔永寧密奏，前任山西布政使、原大學士蔣廷錫之子蔣洲虧空庫銀二萬餘兩，聞升任巡撫之信，即與冀寧道楊龍文商議，代伊分札各府州縣，勒派自數百兩至千兩不等，合計共銀一萬四千餘兩。獄具，蔣洲、楊龍文即行正法；原任山西按察使拕穆齊圖與蔣洲交結，透支藩庫銀三千餘兩，並收受蔣洲古玩銀兩，革職，解京治罪；原任山西巡撫明德以明知蔣洲虧空，不行舉發，反受其古玩銀兩，絞監候，秋後處決。因通行曉諭：山西一省巡撫藩臬朋比作奸，毫無顧忌，吏治之壞，至於此極！朕將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營私貪黷，自皇考整飭以來，久已肅清，乃不意年來如楊灝、恆文等案屢經發覺，而莫甚於蔣洲此案。朕為愧憤。蔣洲之罪，重於恆文、楊灝。若不大加懲創，國法安在？（61）
復以科道等官未能舉奏恆文、蔣洲之貪黷敗檢，降旨申飭：朕御極初年，曾令科道各抒所見，盡言無隱。其時奏牘紛紛，亦多以細故塞責，且頗有借言行私者，而鄂善納賄一案仍系別經發覺，非由科道糾陳也。可見科道等，一鼓勵之，不過簧鼓竊權，而一裁製之，遂致因循觀望，相習成風，已非一日。此風實屬可慮。（62）
於是在乾隆二十年前後，就掀起了自乾隆十三年以來，對官員的又一波整肅。自那以後，它斷斷續續，幾乎就沒有停過。
而在辦理蔣炳一案時，即令查抄字跡貲財，看來，皇上的“政治弦”是繃得夠緊的了。恐怕乾隆朝要超過康熙、雍正，實現一個“現代化”的目標，即對人民的思想控制了。
11．餘波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皇上以十二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一月之間，雙曜薄蝕，災莫大焉，我君臣當動色相誡”，命大學士、九卿、科道等各抒所見，據實敷陳用人行政闕失。（63）
御史湯先甲應詔奏曰：內外問刑衙門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類多麗逆案，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視為大案，極意蒐羅；刑官何必立意求深，多援條例；州縣侵虧帑項，宜照舊例辦理，（64）在貪墨敗檢之徒，誠何足惜，然非所以慎重國帑；官犯提解至京，不宜親臨審鞫。
奏入，皇上逐條加以批駁，謂即如收藏野史案內，《東明歷》等書，不但邪言左道，且有肆行詆譭本朝之語，此而不謂之逆，必如何而後謂之逆者；試問今日之刑官，較之往昔辦案，究竟孰為寬，孰為嚴？若以限內完贓為慎重國帑，則是非為問刑，乃為言利矣；朕臨御以來親訊者，惟張廣泗、鄂昌二人，一則玩誤失機，關係軍國重務，一則身為滿洲世僕竟與胡中藻甘心唱和誹謗，此二人豈可以尋常官犯同日而語？總之，用刑之道，貴在鑑空衡平，而幹犯法紀之人，莫如悖逆、貪汙二者，復對“外省習氣尚在從寬”表示不滿：
國家治世之大權，而當寬當嚴，惟在因時隨事，期於情法允協，所以懲奸宄而安善良。初不得藉口於世輕世重，先自存偏畸之見也……
朕御極之初，承皇考整飭之後，欽遵成訓，隨時用中，復濟之以寬大，……乃沿之日久，或貪官簠簋不飭，或奸民譸張為幻。此類怙惡自甘，既非可以德化，若煦煦以姑息為仁，將官方國紀、風俗人心，何所底止？（65）
幾天以後，針對御史周照所奏一折，上諭：
如所稱行政急於觀成，必條例繁多，法令嚴密。承於下者，轉得以空文相應，試問今日之行政，有視昔加嚴者乎？繁者何條？密者何令？
至稱用人急於求效，便給近利之臣以小效炫其才智，而老成持重轉因而退沮，何不指名奏出？……
續諭：適恭閱皇祖聖祖仁皇帝實錄，有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雜，明朝國事全為言官所壞之諭。昨者降旨求言，原冀得一二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