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第22部分 (第3/4頁)

�喬宕�實壑兇鍆懷齙囊桓雋恕�

（12）　如紀昀曾在會試時指出：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於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於經（埃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頁）；因此，我認為按照嚴格的定義，也不應該把戴震、錢大昕……等人都收進乾嘉學派裡來，在學術研究的初期階段，與其“合”，不如“分”；與其把這些“好人好事”都名之為“考據派”，不如稱之為“理學家”、“思想家”，或許更為合適。

（13）　彭明、程歗：《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第2頁。

（14）　《皇朝經世文編》影印說明，中華書局1992年版。

（15）　陸耀編書的年代，是從乾隆三十年到四十年這段時間，“積十餘年之功”，馮浩：《切問齋文鈔·序》，道光五年刊本。

（16）　其中計有學術（3卷51篇）、風俗（5卷99篇）、教家（2卷36篇）、服官（1卷18篇）、選舉（3卷38篇）、財賦（4卷48篇）、荒政（2卷30篇）、保甲（1卷26篇）、兵制（1卷13篇）、刑法（1卷19篇）、時憲（1卷17篇）、河防（6卷11篇）。

（17）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紀中國觀念變遷與社會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頁。

（18）　羅檢秋：《嘉慶以來漢學傳統的衍變與傳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頁。

（19）　＇美］艾爾曼：《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頁。

（20）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頁。

（21）　周積明、雷平：《清代學術研究若干領域的新進展及其述評》，載《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以上參見苗華國：《陸耀經世思想研究》（碩士論文，2007，未刊）。

（22）　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頁。

（23）　參見《書目答問二種》，第277～278頁。

（24）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

（25）　錢穆：《宋代理學三書隨剳》，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22頁。

（26）　據說，在十八世紀，“考據學”成為一種新的職業，不論是作為研究者，還是教師，他們有特定的技能、取向和職業範圍，而不同於已有的官僚、紳士及學術外行。他們除參加政府修書之外，還可在數量驟增的形形色色的書院擔任教職，擔任家庭教師，或以學人身份入幕，擔任官府幕賓。這使他們能夠“專箋註傳經為儒者”，走上一條“以經學為中堅”的“純學術”道路，而與“經世學者”大相徑庭，參見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

（27）　參見高王凌：《從清代農業政策看當代農村變革》，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5期。

附　錄

為中國文化傳統辯誣

為給中國傳統文化“辯誣”，近兩三年，我個人發起了思想史上的一個大的戰役，其所要達致的目標，第一個，即是中國“人口眾多”究竟是好是壞，第二個，即所謂“地主殘酷剝削”的問題，第三個，就是中國傳統政治即所謂“專制主義”問題。涵蓋了社會、經濟、政治三個方面。現在彙集在一起，以饗讀者。

一、人口眾多，何罪之有

我曾有好長時間研究歷史上的人口和人口數量問題，但直到晚近，才達到眼下的這一境界，並把它歸入我的“三大戰役”。這也差不多使我成了“孤家寡人”，反對聲一片。但事關重大，也顧不得許多，更不是為做“特殊獨一人”了。

此篇發表於《讀書》2010年第5期（文字有出入）；在這之前，《讀書》雜誌還為此組織了小型的討論會。

在一篇書評中，作者曠新年劈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要憑藉人口（而不是資金、技術、資源）的優勢成為了世界工廠”。（1）——我想，在歷史上，何嘗不是這樣呢？——可惜中國的人口，早已成為一切問題的“替罪羔羊”，更成為“抹黑”中國歷史的幾大“罪狀”之一。

今天，有了易富賢的“新人口論”——《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我們就可以更容易的把這大段的歷史貫穿起來。

在《中國傳統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