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第22部分 (第2/4頁)

，終於把訥親處死。

數十年後，嘉慶皇帝東巡返途，幾位休致大臣迎駕夷齊廟，皇帝對前任軍機章京吳熊光曰：“汝蘇州人，朕少扈蹕過之，其風景誠無匹。”吳熊光對曰：蘇州虎丘“實一墳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糞船擁擠，何足言風景？”

《清史稿·吳熊光傳》曰：其“墳堆”、“糞船”兩語，即引述故相訥親奏疏所言。如此看來，訥親對南巡的態度，豈不可疑？

可見訥親說不定早就得罪了皇上，甚至可謂其已蹈“取死之道”。面對金川的戰事，訥親和後來的傅恆不一樣，他並非是主動要求“上前線”的。其間還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們就不好猜測了。

關於吳熊光，還要多說幾句。乾隆皇帝後來在《知過論》中承認：認為南巡無過，“實自欺也”。在《南巡記》中又告誡他的繼承人，對南巡之事要慎重，扈從官兵須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才能歡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在其退位後，曾對軍機章京吳熊光說：“朕臨御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為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事隔多年，吳熊光諫阻仁宗南巡時，即說出這一番話，最後說：“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清史稿·吳熊光傳》曰，“同列皆震悚，壯其敢言”（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76頁）。

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撰寫了《南巡記》，把“西師”和“南巡”作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如此看來，這種說法就不無可疑。由於種種原因，近年以來，“南巡”與“西師”一起受到史學界的重視，這並非沒有道理，但也難免其“國家主義歷史學”之譏。

至於訥親的“悲劇”都是些什麼，他到底何時、因為什麼開罪了皇上，我並沒有給予歸納總結——這大約也符合傳統史書的寫法——大家儘可細細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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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世史家蕭一山曰：康熙南巡，為治黃河，而乾隆南服無事，徒以數千百萬之庫帑，反覆於海寧石塘之興築，於益何有？乾隆時，黃河漫口於蘇豫凡二十次，未聞弘曆曾親至其地，相度形勢。乃幸蘇杭，觀海潮，鋪陳輝張，循舊踵新，是知其意不在此而在彼也。《清代通史》卷中，第72頁。

（2）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74～76頁；據說，庚子時兩宮西逃，至太原，住蹕府署一切供應，均系乾隆巡幸五臺舊物，慈禧太后謂為宮中所未有。

（3）　《郎潛紀聞初筆》卷10《程文恭公奏止巡幸湖州》。

（4）　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76頁；梁章鉅：《浪跡叢談》卷3《吳槐江督部》；《清史稿》卷357《吳熊光傳》；孫文良、張傑、鄭永川：《乾隆帝》；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白新良：《乾隆皇帝傳》；吳熊光諫阻仁宗南巡時，曾說出這一番話，最後說：“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清史稿·吳熊光傳》曰，“同列皆震悚，壯其敢言”。

（5）　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

（6）　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

（7）　以上參見白新良：《乾隆皇帝傳》，第231～241頁。

（8）　參見高王凌：《十八世紀經世學派》，載《史林》，2007年第1期。

（9）　錢穆認為，“中國學術傳統側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實於人生實際事務上，我姑舉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來說。講到人生實際問題，實跳不出大學所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之範圍之外”，又提出中國學術可以分為兩大綱：心性之學和治平之學，這兩大綱交相為用，可分而不可分，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香港）新民書局，第69頁、第71頁；參見苗華國：《陸耀經世思想研究》（碩士論文，2007，未刊文稿）。

（10）　高王凌：《最後的耶穌士》，載《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

（11）　關於皇上的考據工夫，可以參見《御製說經文》之“國風正譌”（庚寅）；“讀史記儒林傳”（己亥）；“讀邶風匏有苦葉第二章”（庚辰）；“涇清渭濁紀實”（庚戌）；“復古說”（壬子）；“像設說”；“圭帽說”；“摚�縊怠保弧鎊緗牆饉怠保ǘ『ィ�弧岸晾竇俏耐跏雷悠�保ㄎ煨紓�弧叭�銜甯�怠保ㄎ煨紓�弧叭�霞恰保�壯劍��鵲取Ｕ庵皇瞧渲械囊恍〔糠鄭�勻唬�謖庖環矯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