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第32部分 (第2/4頁)

經濟需要那樣高度密集的人口，二者之間有著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人口的增加，對於中國傳統經濟的各發展階段，無疑都起到過推動的作用（52）。

而且，我們不應忘記，在中國歷史中的大多數時間裡，農業都是“非充分生產”的，直到今天；它一方面養育了十幾億的人口，另一方面，不是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糧食（及其他農副產品）剩餘嗎？

人口增加還對租佃制度產生了深刻的“始料不及”的後果，它迫使地主將租地分給更多的佃戶耕種，結果就產生了張五常在《佃農理論》中所說的地租率的下降（53）。因此，我們怎能把中國歷史上的一切“不是”都推在“人口”上？或把那一切都稱作“不是”呢？

但是，上述論點很可能受到如下的指責：這是不是把中國的歷史說得太好了？還要不要中國革命了？如有學者指出，（人口眾多所導致的）整體性貧困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因；否認這一點，對有關問題的解釋，就會纏入越來越多的解不開的死結當中（54）。這類意見曾在不同場合引起討論。筆者本人也數次得到學界同人的善意批評。如一次在爭論中，有同事說：如果把清史寫得這麼好，還要革命幹什麼！我想對此不能不給予正面回答。

問題在這裡大約包含兩層意思。一個是關於清史本身的。我的批評者和我也許都不同意“盛世”派一味誇飾的做法；可能也不贊成十八世紀的政治史只是一個“反貪汙史”的觀點。為此，我將作出如下的回答：恐怕（我們對清史）寫得“還不夠好”。

另一個是關於“革命”的，我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道：即便我們把清史寫得再好（或清人做得再好），恐怕也不能排除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發生。因為它是具有太多的理由和邏輯性了。這說來話長，首先，把一些“先進國家”的（工業）革命理解得太“輕而易舉”，按黃仁宇的說法，這本身就是一種誤解；即使是像英國那樣的國家，也是經過了一場大革命和長時期的努力才成功了的。更不用說那些“跟進”國家了。而中國在二十世紀面臨的現代國家的“三層重建”（以及“反帝反封建”諸問題），更不是清人能夠應付得了的，無論它做得多好。所以我們若想“否定”革命或把革命輕易地越過去，恐怕都是不可能的。（55）

最後，本文還想就人口思想的一些問題略加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雙方都緊緊地圍繞馬爾薩斯的人口思想為辯論的中心，馬爾薩斯短、馬爾薩斯長，一以馬氏的“馬首是瞻”，我覺得，這似乎是不必的。馬氏是兩百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已經在世界範圍的歷史中發生作用，至今也不能說沒有意義；但它畢竟不屬於嚴格的學術思想，我們為什麼念念在茲，總是以馬氏設問，而不能另行設立一套問題意識和自己的人口思想體系呢？

另外，當我們面對著中國的人口思想，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以及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時，若非加以忽視，便是當頭一個“反向提問”：他們有沒有節制人口的思想？好像只有談到“砍殺人口”才是夠味，反之則失去了其意義和現代價值似的。所以，在有關方面，我想，我們還有許多的基本建設要作。

早年筆者曾就人口問題作過一點研究，隨後傳聞“淡出江湖”，也就不免於“孤陋寡聞”（56）和“落伍時代”之譏。茲作此文，以就正於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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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曠新年：《計劃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殺政策》（《二十一世紀》2009年2月號）；括號裡的那幾項中，“資金”是“借”來的，“技術”是“學”來的，“資源”是“浪擲”的；易富賢：《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稱之為“吃祖宗飯”（（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頁）。

（2）　以上參見《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3）　參見拙作《求學偶得》之三《政府和政府角色》。

（4）　參見高王凌：《十八世紀，二十世紀的先聲》，載《史林》2006年第5期。

（5）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中譯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54頁、第81頁、第156頁、第10頁。

（6）　李伯重：《墮胎、避孕與絕育——宋元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的節育方法及其運用與傳播》，《中國學術》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71頁。

（7）　參見高王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