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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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人口作用問題

在這場辯論中，雙方還圍繞著“人口過剩”和“人口危機”的存在與否，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如曹樹基認為，中國人口的模式可以簡化為“過剩—緩解—重新過剩”；人口過剩的難題（始終）纏繞著中國人，成為我們生存和發展的夢魘（42）。李中清則認為，中國不存在“人口過剩”（甚至在人口最為稠密的長江下游也是這樣）（43）。不僅如此，在李伯重看來，中國歷史上曾否存在“人口壓力”都不無可疑了（44）。這些論點不但本身意義重大，還帶來如下的一些問題：我們應如何看待清代經濟發展的動力，又如何評價人口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先談人口壓力問題。我覺得，“人口壓力”應是一箇中性的名詞，不但不應將“人口壓力”與“人口危機”等同看待，也不一定要把它與什麼“障礙”或所謂“阻礙”因素聯絡起來。把一個“力”（或曰“感受力”）的概念，當成衡量某種發展（或不發展）程度的指標，好像（經濟發展）問題解決得好，就沒有了人口壓力；沒解決好，才會有人口壓力（45），這種看法似也不無問題。以古觀今，或以今觀古，道理恐怕都是一樣的。

再者，從歷史學角度來講，有一個“主－客觀”或“認識論”的問題，對於歷史上發生的事，我們不能光憑後人的看法，而要看到前人（或曰“當事人”）的觀感才是。美國學者柯文一再強調，要從當事人的直接體驗出發，可能正包含有這個意思（46）。清人自十八世紀初發現了人口問題的存在（康熙皇帝），即受其驅策，而思想，而行動，吾人不能一味指責他“不合邏輯”或“有悖史實”，甚或進而否認古人故事。明顯的事實是，當時中國人口還不如明代之多，但偏是在這一時期而非其後，清人針對著人口問題，提出了一整套經濟對策（從朝廷到地方），並將之著力推行，付諸實踐（47）。其內容可概括為經濟作物種植及商品經濟的開展，規模效益及跨省區經濟交流的擴大，以及工業的相應發展，等等（因此我也堅持使用“經濟發展”的概念，而不隨意以“經濟增長”取而代之）（48）。這些，大約都可稱為清人面對人口壓力所作出的積極努力。

對此學界曾有一種流行的觀點，即認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多是被動的、迫於壓力不得不為的，如迫於天災、迫於官府或地主壓迫、迫於糧食緊張等。如此一路被動消極下去，勢必不到“走投無路”不止。其實，在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歷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給予中國經濟以新的活力，推動它向前發展和“升級換代”。如此看來，它並非什麼被動應付，而恰是一種積極進取，是充滿生命力、活潑向上的（49）。我們難道能因為它曾獲得某種成功，就否認中國曾有“人口壓力”存在？或是相反，因為它有過失敗，“人口壓力”才會形成？

而且，清人的努力已使清代經濟邁上了好幾個階梯，我們怎能隨意贊同某些時髦話語，稱其為“沒有發展的增長”（50）？而在那一類所謂“過密化”的解釋之下，則不但明清以來的600年，直到今天（乃至今後相當一個歷史時期）的中國經濟史，都將是“一無是處”。這，又怎能經得起史實的驗證呢？（51）

再說人口的作用問題。始終有人以為，人口眾多就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罪魁禍首”，無論是歷史還是今天；總有人把中國太多的問題歸之於人口因素（或以為用它就能分析解釋一切），並認為其作用一直就是“負面”的。這恰是筆者不能同意的。

我們還是從經濟歷史的角度來看：在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之中，經濟的“起步”即完全得力於人口的增加和有效需求的擴大；人口的增加，甚至會引起收益的遞增，這在發展的早期或所謂“恢復時期”最為明顯，也較少引起爭議。到了經濟發展的較高階段，雖然收益會有所遞減，但它卻可能更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勞動力；如精耕細作的農作方式及經濟作物生產，往往需要較多人手，例如江蘇一些地方，雍正以前棉作較少，“蓋黃黴削草，必資人多，曩時人較少也”，後“生齒日繁，故種棉漸多”，仍對生產發展有正面的貢獻。可見人口增長對清代經濟的貢獻，就是對高水平發展也不例外。因為沒有人口的如是快速而大量的增加，則沒有需求的擴大；沒有需求的如是擴大，就不會形成生產上的擴張和“規模經濟”的出現，便也沒有地區間的貿易和比較優勢的交換可言。由此看來，清代中國經濟所取得的所有成就，無論是土地的全域性開發，還是跨省區優勢交換格局的形成，如果沒有人口的大量增長，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可以說，中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