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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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覺得它很重要，認為這是近三百年中國經濟史裡，第一等重要的大關節之一。在我之前，還沒有人把它揭示出來，也許這就是這篇文字的意義所在。儘管我卻一直以為自己沒什麼……

這些，就算是一點兒“多餘的話”吧！

“神來之筆”

俗話說：“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我的這篇文字（《炎黃春秋》2011年第5期《從清代農業政策看當代農村變革》）發表以後，按照“慣例”，挨一夥妄人的罵是免不了的（參見網易部落格），倒也著實受到一些好評。

比如，財經部落格上說：“拜讀，超級受益”（《財經網》網友）；“好文啊好文，有諾斯之宏遠視界”（whtclement）。網易部落格：“說得很有道理，支援，真是個有眼光的高人”（職業操盤手）；“這些事都是總理級別的人考慮的，不可能大多數都理解”（shenmiao）。

第一時間有一位年齡相仿的教授打電話來，把文章誇了一頓，說什麼獨自立意，獨立思考，不追隨外人，云云。一位老輩學者看了以後，大聲對我說：好！好！這是你寫得最好的一篇（文字）。而且那幾個舉證（50年代以來），都讓人無話可說。

（悄悄說，那篇《憶發展組》，在文字上可能更好一些。）

我還要強調，所謂“墾政”、“農政”、“糧政”……都是跨越朝代、超越意識形態，無論誰上臺執政，都不能迴避的國家大政。就我眼光所及（或許也可稱為“時代意見”），重點是在所謂“多種經營”，關鍵認識則在“土地開墾”。

如果說有什麼“神來之筆”，乃是指這一句：農業學大寨，開山造地，各地退經還糧，恐怕仍然是“擴大糧食耕作面積”，仍然是一種“開荒”。

這體現出內心深處對土地開墾的執著，仍是囿於清代以前各朝的經驗。

也是我以前未曾有過的認識，從來還沒人說起。

另一個詞句仍是與此有關，即指出清朝皇帝思想的“前瞻性”。也為以前所無。

清代皇帝不是“尋章摘句”計程車子，而是身兼“總統”“總理”二職於一身的國家元首。認定一個道理，不計俗人所謂對錯，不管細節有無出入，有思想有決斷，大聲說出自己的看法，終於形成經濟史上的一段佳話。

明明還有荒地可以開墾，卻一口咬定沒有，第一，（消極地說）並不為了增加稅收；第二，（積極一面）使農業發展轉入下一個層次，這是何等的見識，何等的擔當！

所以昨日我在有關政治理念的一個採訪中說，（將來）我寧可活在這樣的領導人之下（如康熙老爺爺），而不要去“關心政治”。也就難怪在採訪者看來，這確是“一個人的戰爭”了！

馬爾薩斯陰影下的人口爭論

近些年來，中國歷史人口研究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不但拓寬了舊有的研究領域，使其踏入更為細緻深入的層面，而且就若干重大問題發表了許多不同見解，和展開了一場饒有趣味的學術爭論。這對沉寂的學界來說，大約也是一個“異數”。本文無意對此作出全面評價，只打算就其中一些問題，特別是圍繞著《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一書的爭論，談幾點看法。

本篇發表於《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一、關於中國人口機制

李中清和王豐在《人類的四分之一》書中提出了許多新的論點，在我看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也許就是關於中國人的人口行為了：與馬爾薩斯所說不同，很久以來，中國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體系，使之能夠高度理智地根據其社會經濟條件來調整人口行為：中國已婚夫婦自結婚至開始生育的間隔時間比較長，結束生育的時間比較早；在集體家庭的嚴密監視之下，中國夫婦能夠控制“性的激情”；當他們想要孩子時，他們能夠加快其過程；否則他們就節制和等待；他們又掌握了傳統的避孕和流產技術；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歐洲要低得多。其計劃人口的方式不是別的，而是控制生育和控制嬰兒存活（14）。這些論點（特別是最後一點）發表之後，自然引致了學界同人的激烈爭論。

的確，過去人們一向以為，中國的人口，只是受所謂“積極制衡”（戰爭、瘟疫和饑荒）控制的，只有其所導致的死亡率的增加，才能制止人口的增加。這樣一種馬爾薩斯式的“悲觀”論點，現在看來，豈不都成了一個“神話”（15）？

由此，一個新的“神話”出現了。中國人能主動、自覺地控制人口！不是在二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