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書版)

第31部分 (第2/4頁)

紀，而是在那以前長達幾百年以至近千年的時間裡！試問：沒有這樣的生育控制能力（和它的普及），一些地區（特別是江浙地區）的人口，怎樣才能由先前的高速增長，轉變為後一時期的低速成長呢（16）？

也許與眾多的批評者不同，筆者並無意於否認中國曆來是有一些辦法可以實現“避孕”的。在這裡，問題可能只是在於如何“取證”，和如何評價它的具體效果罷了。

但遺憾的是，在《人類的四分之一》書中並沒有舉出中國人是如何避孕和流產的例證（17）。而只是在相關的地方做了一些反推，例如，根據對遼寧一些地區的研究發現，當地人口出生數的升降與糧食價格呈反比例變化，無子家庭的生育間隔都比有子者短，等等（18）。因此有關的論證只能依靠其他的研究了，這就使該書的邏輯顯得頗為無力。

為此，同屬該一學派的李伯重在他的一項專門研究中提出，歷史上節育知識在江浙一帶民間已非常普及，其方法可分為藥物和非藥物的，後者又可分為手術的和非手術的兩種（包括針灸、推拿，食物避孕，調節房事和延長哺乳等）（19）。有評論指出，這為中國歷史人口學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層面，增加了我們對近代前中國人口生育行為的理解；儘管仍有許多問題應該質疑（20）。

李伯重所說的避孕方法，首推服用棉籽油。他認為，自清代以來，在江浙這一盛產棉花的地方，農民廣泛食用棉籽油，大約就是在不自覺地服用“強力避孕藥”了（但不分男女老幼長期食用，是否會造成“不孕”的效果，於“不自覺”中又如何能夠有意停用，則未作進一步的探討）。其次還有一些“斷產”和“疏胎絕產”方劑（如服食鳳仙子、四物湯、九龍丹等）。除此之外，幾乎就再沒有談到什麼“防免作胎”之法了。而且，這些方劑與各種墮胎藥物相比，尚處於“嘗試階段”，據說並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運用（21）。在筆者看來，就不免偏重於“流產”（墮胎）等“殺生性”的技術手段，對於如何“避孕”則重視不夠。而這，恐怕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避孕”的辦法可能還有很多。例如，我曾聽一位當事人講，她一次因偶然帶了一塊麝香，從此就不能懷孕（她因為已有四五個小孩，也就“歪打正著”，樂得如此了）。還有朋友告訴我說，將一種藥物“斑蝥”（“螌蝥”）置於子宮頸口（似是用一紙捻送入），也可有效地起到避孕的作用。舊日的妓女使用這一方法，“從良”之後，也就依然可以生育。此外，還有土製“避孕套”，壓穴法（如指壓會陰以“還精補腦”）、體外射精法，……（22）我相信，在現代技術傳入中國以前，這一類傳統的辦法一定還有很多（我想再強調一句，我們應該特別重視的是其中的“避孕”辦法，而不是“墮胎”、“溺嬰”一類手段）。儘管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夠見之於文字史料，而更多地須倚賴“口述歷史”資料。

20年前，當我在研究所裡說到，有一些傳統的辦法可以避孕時，曾經受到同行的“譏笑”。今天這種情況大概是不會出現了。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更深入地搜尋有關史料，不僅是利用文字史料，也要大量使用口述歷史的方法。尤其是，如果說江浙地區曾經在長達好幾個世紀的歷史中使用這些方法，它又擁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口，那麼，我們為何不能對口述歷史調查寄予更高的期望呢？

在本節最後，我想說的一點，就是從這樣一段史實——江浙地區人口變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長，轉變為宋元明清時期的低速成長——是否即可反推出它與“生育控制的普及”之間，必然存在一種“密切的關係”（23）？

我過去在中國地區理論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區的發展水平，把它們分作幾個階段（或型別），每個階段又各有其特點，其第一項，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徵；它的表現之一，就是隨著各地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速度“自然”會不斷放慢。也就是說，在同一個地區，人口增長由先前的較高速度，轉變為後一時期的較低速度，乃是一個規律（24）。而這，正是各地區發展的通例，沒有什麼奇怪之處；實際上，清代全國人口增長率也呈現出這種“依次遞減”的現象。不能由此即推匯出某一地區就一定有什麼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區則談不到（如川廣雲貴）。實際上，在清代那些開發較晚的地區，大都經歷了此一過程，按照這樣的推理，它們是不是也具有同樣而有效的人口機制了？

不過，我的研究主要還是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出發（或更多地強調經濟方面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