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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與批判的聚焦點。相形之下,作者以漫畫筆觸描摹達洛衛家的清客——宮廷侍從休·惠特佈雷德,俗不可耐的勢利小人——只是輕描淡寫而已,但也一語道破其本質:“他沒有心肝,沒有腦子,徒有英國紳士的儀表與教養罷了。”簡括得很,卻入木三分。
至於本文開端標舉的另一要點——傳統與創新,也可用《達洛衛夫人》為例證。作為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之一,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識流技藝的特徵,並且是主體;在當年,這種另闢蹊徑的試驗堪稱創新。然而,伍爾夫並不割斷歷史、拋棄傳統;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劃矛盾性格,精心佈局,鋪敘情節,逐步推向高潮,運用對比手法與個性分明的對話,交替穿插銳利的諷刺、強烈的譴責、幽默的筆調和詩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傳統小說有相似之處,甚至可謂一脈相承。
譬如,《達洛衛夫人》的情節僅僅描寫這位議員夫人於一九一九年夏季,在倫敦一天的活動;從清晨離家去為即將舉行的宴會買花,直到子夜晚宴散席為止。看來十分簡單,卻是經過蓄意構思的。全書以女主人公為核心,晚宴為樞紐,突出地塑造兩個極端對立的典型,賽普蒂默斯與佈雷德肖,同時描繪上、中層階級形形色色的人物,作為襯托。透過所有這些角色的活動(包括內心波動和日常行為)、糾葛與衝突,特別緊扣中心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各種細節與事件跌宕起伏,步步深化,趨向高潮,戛然而止,卻又餘音繚繞。總之,在主題、內容和結構上,這部意識流小說基本上類似映照世態、描摹人情的現實主義小說,而不像後來許多標新立異的小說家不屑於刻意描繪形象,或苦心構思情節。
事實上,弗吉尼亞·伍爾夫不僅在創作中而且在評論裡結合新與舊,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力求創新。她在有代表性的論著《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4)中宣稱:“小說首先是關於人;”又說,“一切小說都是寫人物的,同時也為了描述性格,而不是為了說教或歌頌……”這同“文學即人學”的傳統觀點是一致的。作為有創見的文藝批評家,伍爾夫並不全盤否定傳統,而相當讚賞十八、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如笛福、奧斯丁、勞倫斯·史特恩和喬治·艾略特等的作品,尤其讚揚哈代的小說。在評論法國文學時,對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散文家蒙田、近代現實主義小說家福樓拜,以及倡導意識流的另一巨擘普魯斯特同樣讚美。此外,這位英國女作家格外推崇以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等為代表的俄羅斯文學,稱託翁為“真正的大師”,“《戰爭與和平》描寫了人類一切經驗同感受”;而她和喬伊斯的作品僅僅是“零星的札記”而已。
二
弗吉尼亞·伍爾夫之所以能綜合傳統與創新,除了其他因素,家庭教養同個人身世起了頗大作用。她出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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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上幾代為達官顯宦。其父雷斯利·史蒂芬是德高望重的學者,崇尚理性主義及自由主義的倫理學家,又是文藝評論家和傳記家(曾編纂鉅著《國家名人詞典》),並且是劍橋大學的“元老”之一。他的原配是大作家薩克雷之女,續絃是朱莉亞·德克沃斯,即弗吉尼亞的生母。這位日後的女作家深受父母的薰陶,她繼承了父親高超的智力、穎異的悟性與洞察力(但逐漸懷疑以至背離老父嚴峻的道德觀念);同時繼承了母親熱愛生命和生活的本能(儘管還有悲觀厭世的一面)。
她父親生前交往的大都是文化界名流,如小說家哈代、麥瑞迪思、亨利·詹姆斯,美術史家與評論家魯斯金等,經常是史蒂芬家的座上客。此外,他有大量藏書,因而弗吉尼亞於青少年時期即博覽群書,讀遍柏拉圖、索福克勒斯、普魯塔克同斯賓諾莎等所撰文、史、哲經典名著,奠定了深湛的文化基礎。由於她自幼羸弱,未入學校受正規教育,而是在父親教導下,以自修為主。這使她在以後的創作及評論中,既擺脫了清規戒律與學究氣,又養成了非正統觀念,我行我素,隨意抒寫。
另一方面,她同劍橋大學的淵源很深,因為父、兄曾在那古老的學府裡攻讀或任教。她正是透過兄長沙佩的介紹,結識了劍橋的不少師生,其中包括李奧納特·伍爾夫,即她日後的丈夫,一位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政論家和經濟學家,也是文學批評家。婚後,於一九一七年,夫婦倆創辦霍加斯出版社,陸續刊行了當年的“新秀”如小說家愛·摩·福斯特、凱塞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