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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皆經書。東間及後樓皆家人臥室。五年以來，我已同這房屋十分稔熟。現在只要一閉眼，便又歷歷地看見各個房間中的陳設，連某書架中第幾層第幾本是什麼書都看得見，連某抽斗（兒女們曾統計過，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隻抽斗）中藏著什麼東西都記得很清楚。”豐子愷建緣緣堂花了6000元，他說：“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宮來同我交換，石季倫願把金谷園來和我對掉，我絕不同意。”
據鄭振鐸統計，上世紀30年代，上海大約有30％的店夥計或堂倌一類從業者居無定所，甚至連固定床位也沒有。他們白天把鋪蓋捲起來，置於角落。晚上關門後，再取出鋪蓋鋪在地上或櫃檯上睡覺。還有約40％的人雖有固定床位，卻不是正經的屋子。一樓一底的房子竟然可以住六家人。鄭振鐸眼見的一處是這樣一種“佈局”：“最闊的兩家，一家佔了樓上的客堂，一家佔了樓下的客堂。其次是亭子間的一家，其次是樓梯下的餘地是一家，樓上梯邊餘地又是一家，廚間是一家。”
1934年，荊有麟對南京的街面有這樣一番觀察：“每一座洋房的旁邊或附近，好像是規定似的，總有一些茅草屋。洋房裡的主人翁，出入是汽車，不用說，很闊氣了；而他的芳鄰，卻不是拉車的，就是種菜或者做小生意的。以我想：大概十個茅草屋人家的一月勞動，不能夠一座洋房內的主人的一日開銷，因為很有些洋房內弄‘中’、‘發’、‘白’，往往幾小時的輸贏，就在幾百元以至幾千元以上呢。”
抗戰勝利後，黃裳作為記者去南京採風。在一家舊書店閒逛時，聽老闆說起大漢奸陳群的“澤存書庫”，便去造訪。那裡已成為中央圖書館的一個閱覽處，黃裳被引入一間小巧玲瓏的客廳，“裡邊佈置楚楚，沙發古畫，不染纖塵。窗外小池假山，居然頗有幽趣”。
1935年，丁玲被捕出獄後，曾借宿於林學家傅煥光在南京中山門外苜蓿園的房子，這房子位於傅的私人農場的庭園中。庭園內有果樹、紫藤及一些名貴花木，實際上是一個苗圃。傅家的房屋大小十幢，其中茅草蓋頂的幾間日本式房屋，牆壁呈粉紅色，冬暖夏涼。窗外林木成蔭，前面有一塊大空地，四面是竹子圍籬。園內的房舍，除傅家自住外，尚有一些餘房被特務頭目徐恩曾（傅在南洋公學時的同學）借走。後國民黨的不少高官，包括蔣介石、于右任等常在假日到此休憩，因而一到週末，這裡便車水馬龍，但平時十分幽靜。丁玲住在這裡，實際處於“幽禁”狀態。中統特務為了監視丁玲，還同時安排已變節的姚蓬子一家，與丁玲一家同住在幾間西式平房裡。其中就有姚蓬子四歲的兒子姚文元，丁玲當時曾給他吃過糖果。
馮玉祥曾在一篇回憶文字中提到蔣介石在南京湯山的浴室：“蔣介石請我到南京的湯山去洗澡，我看那裡佈置得好極了，門口外邊有兩個憲兵，院子裡邊有各種的花草，有一個廚房，來的時候，可以吃點心，也可以吃飯。裡面是幾個洗澡的池子，這就是蔣介石洗澡的地方，不但民眾進不來，就是小官也進不來，大官若與蔣沒關係的也進不來。我們洗完了澡，蔣介石說：‘常說的話：平、粵、滬、漢這四個地方拿在手裡頭，全中國就都在他的手中了。’”
郁達夫和林語堂都對杭州的城隍山頗有好感，兩人曾商量集資買地，在山上蓋一個俱樂部。他們盤算用一千元買地，四千元造房。但當兩人實地考察時，發現山上幾處最好的位置，都被有錢有勢、不懂山水的人侵佔去了。再選址只能是南山之下，與山居的原意已屬不合，遂遺憾地作罷。
抗戰勝利後，一次田漢與洪深同遊西湖，從岳墳入白堤，經過一個大宅子，洪深對田漢說：“這房子造得像不像一把手槍？宅主是常春恆。造好這房子不久，他被暗殺了。”
杭州劉莊系廣東人劉向芻所建。劉靠豪賭起家，後又以豪賭敗家。劉有妾12人，他在院內建一座大墳，本人的墓居中，四周為12妾墓環繞。劉敗家後，除第12妾，眾妻妾紛紛散去。
民國時期，杭州西湖邊上有許多類似劉莊那樣的私人別墅，有人悉心考察記錄過。如徐莊，“臨湖數畝，屋少而精”。如中行別業，原是王克敏第九妹的私產，後因負債而歸中國銀行，“佔地不多，精緻殊甚”。如青蓮精舍，“依山面水，極見匠心”。如葛蔭山莊，“門臨大道，雙環常掩，往來均由湖道。蓋荷花深處，剌艇相迎，其中另有佳趣”。如孤雲草舍，是一座紅磚造的五層洋房，抗戰爆發時，朱家驊任浙江省主席，借住這裡，許多重要會議常在此召開。
浦江清初到清華時，系單身教工。分配到的宿舍朝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