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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藍色,再將花樣裝飾一概廢去,改成單色平面。這房子改來改去,直至抗戰爆發都沒能竣工。勝利後雖終於完工,卻事過境遷,宋美齡索性把它改建成教堂,每週日和蔣介石同去做禮拜。
錢大鈞曾是蔣介石的親信,當了多年侍從室主任。抗戰勝利後,錢出任上海市長。他在上海的官邸極其豪華寬敞,據說汽車進了院子要開15分鐘方到住所。有人將此密報蔣介石,蔣聽後很反感,錢隨即失寵,不久去職。
女作家石評梅離開北大後,住在一個破廟的南屋,人稱“荒齋”。經她一佈置,這間陋室便顯得趣味盎然:花色素雅的窗簾,盆栽的菊花和小梅樁,嵌在鏡框裡的李清照畫像,榮寶齋的詩箋,古玩店的小擺設以及兩把藤椅和一套茶具。一切就緒後,石評梅滿意地站在屋子中央環顧四周,命其屋名為“梅窠”。後來,高君宇在寫給石評梅的信中說:“我們的歷史一半寫於‘荒齋’。”
郁達夫一度過的是居無定所的生活,因而嚮往“一間潔淨的小小的住宅”。他和王映霞結婚後,住所正對著一片空地。王映霞說:“我每天早晨梳頭時,老是望著這塊地皮發呆。”她想蓋一排小巧玲瓏的五開間平房,再給郁達夫蓋三間書房。恰巧有人替他們代付1700元買下這塊地,最後欠債4000元蓋起這個“風雨茅廬”。郁達夫在1935年11月的一則日記中寫道:“這一年中,為買地買磚、買石買木而費去的心血,真正可觀。”
雅舍是梁實秋抗戰期間在重慶北碚的寓所。重慶是山城,雅舍依坡建在半山腰,訪客到這裡,先要上七八十級土臺階。這還不算什麼,更“離譜”的是,客人進屋後,還得上坡。“因為屋內地板乃依山勢而鋪,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梁實秋說,“客來無不驚歎,我則久而安之,每日由書房走到飯廳是上坡,飯後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覺有大不便處。”
雅舍雖說是梁實秋命名的,但他並非雅舍的主人,只是房客之一。雅舍共有六間房,梁實秋居其二。他形容這裡“篦牆不固,門窗不嚴”,“雅舍之陳設,只當得簡樸二字,但灑掃拂拭,不使有纖塵。我非顯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醫,故無博士文憑張掛壁間;我不業理髮,故絲織西湖十景以及電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張我四壁。我有一幾一椅一榻,酣睡寫讀,均已有著,我亦不復他求。但是陳設雖簡,我卻喜歡翻新佈置”。“雅舍所有,毫無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佈置俱不從俗,人入我室,即知是我室。”這最後一句話,至今依然是耐人尋味的。
除了雅舍,梁實秋還品評過一些學者的書房。
如宋春舫的書房——榻木廬,梁實秋認為是他見過的最考究的書房。這書房建在青島的一個小山頭上,與主人寓所並不相連,是單獨的一棟樓,“環境清幽,只有鳥語花香,沒有塵囂市擾”。梁實秋描述說:“在這裡,所有的圖書都是放在玻璃櫃裡,櫃比人高,但不及棟。我記得藏書是以法文戲劇為主。所有的書都是精裝,不全是膠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裝訂,鍍金的字在書脊上排著隊閃閃發亮。也許這已經超過了書房的標準,接近於藏書樓的性質,因為他還有一冊精印的書目,普通的讀書人誰也不會把他書房裡的圖書編目。”
又如周作人在北平八道彎的書房——苦雨齋(後更名苦茶庵),梁實秋寫道:“書房佔據了裡院上房三間,兩明一暗。裡面一間是知堂老人讀書寫作之處,偶然也延客品茗,几淨窗明,一塵不染。書桌上文房四寶井然有致。外面兩間像是書庫,約有十個八個書架立在中間,圖書中西兼備,日文書數量很大。”說完周家的書房,梁實秋接著發了一句意味深長的感嘆:“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麼會掉進了泥淖一輩子洗不清!”
再如聞一多的書房,梁實秋評價為“充實、有趣而亂”。“他的書全是中文書,而且幾乎全是線裝書。”“主人要作考證,東一部西一部的圖書便要從書架上取下來參加獺祭的行列了,其結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師椅上,全都是書。那把太師椅玲瓏幫硬,可以入畫,不宜坐人,其實亦不宜堆書,卻是他書齋中最惹眼的一個點綴。”
1933年,豐子愷自己設計的緣緣堂建成。五年後,緣緣堂毀於戰火,豐子愷對這個鄉間住宅有這樣一番細緻的追述:“正南向三開間,中央鋪方大磚,供養弘一法師所書《大智度論·十喻贊》,西室鋪地板為書房,陳列書籍數千卷。東室為伙食間,內通平屋三間為廚房、貯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樓正寢為我與兩兒女的臥室,亦有書數千卷。西間為佛堂,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