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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回憶說：“有一次談話完畢，從Astoria（一咖啡館）出來。他（魯迅）忽然問我：‘你有幾個孩子？’我說有兩個。他就帶我到北四川路一家商店，買了兩斤高階糖果，說：‘帶回去給孩子們嚐嚐吧。’又知道我正消化不良，到藥房買了一瓶蓖麻子油，說：‘服這個瀉一瀉就好了。這是物理作用的藥品，沒有副作用的。’”
胡適一生廣交遊，幾乎從不閒著。唯有20年代末在上海的三年半是個例外。羅爾綱回憶說：“當時在上海，卻絕交遊。他最好的朋友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新六、著名詩人徐志摩同住上海，都沒有來他家。”胡適自己也說：“從民國十六年五月我從歐洲、美國、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撤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時間，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閒暇的時期，也是我最努力寫作的時期，在那時期裡，我寫了約莫有一百萬字的稿子。”
1941年9月，張季鸞在重慶病逝，杜月笙從香港趕到重慶，扶棺連呼：“四哥！四哥！”悲痛欲絕。
1927年，李大釗避難於蘇聯使館。在熊希齡女兒的婚宴上，楊度從汪大燮口中得悉蘇聯使館將被搜查後，馬上離席，去委託章士釗通知李大釗。但李最終沒能離開使館而被捕。楊度又變賣了自己的住宅去營救李大釗。李大釗遇害後，楊又張羅著為李殮葬。
1930年，羅爾綱借宿於胡適在上海極司菲爾路的寓所，他後來回憶說：“7月的一天，下午二時後，突然聽到一陣樓梯急跑聲，我正在驚疑間，胡思杜（胡適之子）跑入我房間來叫：‘先生，快下樓，梅蘭芳來了！’他把我拉了下樓，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廚子、女傭都早擠在客廳後房窺望。思杜立即要廚子把他高高托起來張望。我也站在人堆裡去望。只見梅蘭芳畢恭畢敬，胡適笑容滿面，賓主正在樂融融地交談著。”
1932年11月，魯迅從上海回北平探母親病。後來發表的魯迅日記、魯迅書信中，都沒有魯迅與胡適見面的記載，但羅爾綱卻回憶說：“思杜告訴我，有一次，那是個冬天，魯迅來北京，到胡適家探訪，在將進書房時邊笑邊說：‘捲土重來了！’思杜趕著去幫他接大衣。胡家來客，有多少顯貴，我從不聞說過他給哪一個接大衣。”
金嶽霖說：“我至少是從1914年起就脫離了親戚的生活，進入了朋友的生活。”
1923年，魯迅說：“我交際太少，能夠使我和社會相通的，多靠著這類白紙上的黑字，所以於我實在是不為無益的東西。”和這段話相呼應的是魯迅在當年給李秉中的信中開出的一個作息時間表：“午後一至二時，在寓。三至六時，在教育部（亦可見客）。六時後，在寓。星期日大抵在寓中。”而十多年後，魯迅定居上海時，情況已今非昔比了，他在一封信中說：“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為熟人太多，一直靜不下，幾乎日日喝酒，看電影。”
1932年11月，魯迅回北平探親期間，寫信給許廣平說：“我到此後，紫佩，靜農，霽野，建功，兼士，幼漁，皆待我很好，這種老朋友的態度，在上海勢利之幫是看不見的。”幾年後，魯迅致信曹聚仁：“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
1926年的一天，胡政之和張季鸞來天津找吳鼎昌，這本是一次友人間的聚晤。仨人閒步街頭，路過不久前倒閉的《大公報》門口，見雙門緊閉，金字招牌尚高懸門額，吳鼎昌對胡政之說：“這是你抱過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嗎？”胡答：“你如果有意思，我當然願意再當一次保姆。可惜我缺少一碗‘救濟湯’。”吳說：“錢不成問題。難得季鸞也在這裡。咱們就湊合起來吧。”三人一捏咕，當即商定由吳籌資五萬元，盤下《大公報》，胡、張來經營。
後來，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並稱《大公報》三巨頭，又有一說《大公報》是吳的錢，胡的人，張的筆辦起來的。這張起步於1926年的新記《大公報》，也成為此後二十多年間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一家民營報紙。
張季鸞與蔣介石關係不錯，他在任何場合提及蔣介石，不叫蔣委員長，也不叫老蔣，只一種稱謂——蔣先生。但他與蔣交往並非無原則，他曾向一位《大公報》同事談起：“蔣先生要我到香港去一次，送我5000美金，並且說，錢不夠用，還可以在香港就地去拿，把用錢的地方都指定了。您想我怎麼能去呢？怎麼能用他的錢呢？”
1927年8月22日，郁達夫時在上海，當晚去參加一個聚餐會，第一次見到冰心，郁達夫說：“（對）她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