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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復退出政界後,天津小營門家中仍是一派“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熱鬧氣氛。商震、于學忠、宋哲元、孫殿英等在朝在野的軍閥及金融界聞人陳亦侯、王孟鍾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偶有家中不宴客時,他便外出消遣。潘本來不抽大煙,由於天天熬夜應酬,體力日益難支,漸漸也染上了煙癮。
老牌軍閥陳調元喜交際,好熱鬧,出手闊綽。他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時,其南京龔家橋的公館每天車水馬龍。南京政府的大員如張群、顧祝同、張厲生、蔣作賓、賀國光、張篤倫、熊斌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其公館熙熙攘攘,儼若一招待所。一日,一鄉下老頭找來,從容地朝裡走,門衛問他找誰,對方答:這是我的公館。門衛說:你弄錯了,這裡是陳調元總指揮的公館。老頭說:陳調元是我兒子,這不就是我的公館嗎?其時陳父已死,陳母尚在。老頭確實弄錯了。陳調元事後說:“這才倒黴呢,哪裡鑽出個爸爸來哩。”
蕭乾十幾歲時,考進北新書局當練習生,給不少名人送過刊物或稿酬。多年後,他在上海見到魯迅,問魯迅還認不認得他。魯迅定睛看了蕭乾好半天后,親切地笑了起來。
上海書畫名家王一亭(名震)交遊甚廣。他的作品雖有潤格,但常有熟人介紹,不付潤資,王也一律應酬,只是在下款“王震”兩字的上面,加“白龍山人”四字。“白龍”為“白弄”的諧音。
上世紀30年代,段祺瑞定居上海,蔣介石曾登門拜訪。段祺瑞的小女兒段式巽回憶說:“那次蔣氏來訪,管門的不認識,竟未啟大門迎車入內,聽任蔣車停在路旁、侷促車內坐待。我從二樓遙見似有客至,下樓向僕役詢問,接過名刺,則赫然蔣氏。急忙迎入,並扶老父出見。蔣氏向老人先致問候之意,坐定後又對老人的起居寒暖、身體現狀及醫療情況等,詢問甚詳。情意殷勤,言詞親切。坐了一個多小時方辭去。”
曹聚仁從浙江第一師範畢業後,先在上海當了三年家庭教師,後拜章太炎為師。他的交遊生活,也就此開始。曹晚年回憶說:“就在《國民日報》那一小圈子中,除了邵力子先生和陳望道、劉大白、夏丏尊諸師,我便認識了詩人葉楚傖、柳亞子、胡樸安諸氏,同時也結識了陳仲甫、戴季陶諸氏和孫中山先生。我還記得亞子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我,寫得非常潦草,他附了一句有趣的話:‘你如不認識的話,我當面念給你聽。’孫中山呢,在環龍路接見我們時,因為袁業裕兄多了嘴,他笑語我們:‘你們小孩子,還不懂!’”
韓亮侯留學日本時,有一次去聽西洋音樂會,身邊坐著一個衣衫襤褸的觀眾,與滿堂附庸風雅的闊人們形成鮮明反差。韓不免有些詫異:他的門票是如何得來的呢?散場時,彼此打了個招呼,此人邀請韓到其寓所坐坐,韓為好奇心所驅使,就跟著去了。步行片刻,兩人來到一所很講究的洋房,主人住在二樓,一進門,韓大吃一驚,滿壁皆書,書架上擺著許多精巧的玩意兒,屋角有一架鋼琴,韓被弄得越發糊塗了。主人隨後脫去破衣,換上筆挺的西裝,請客人出去吃飯——此人便是李叔同。
1936年5月,弘一法師到青島講律,住了半年。其間,沈鴻烈市長和朱子橋將軍曾聯名請他吃飯,並事先約好時間。弘一法師當日爽約,託人帶去一張紙條,上寫一首打油詩:“昨日曾將今日期,短榻危坐靜維思。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沈看後表情尷尬,有點下不來臺,覺著堂堂市長請一個窮和尚吃飯,對方居然不給面子;朱則大喜:“今天得到一件最珍貴的墨寶,收穫不小!”
比起弘一法師,拈花寺住持全朗則是另一副做派。他與不少皇親貴冑、達官顯宦、實力派人物如那親王、攝政王、慶親王、吳佩孚、張鎮芳、孫傳芳、盧永祥等都有密切來往。吳佩孚甚至一度住在拈花寺。此外北京銀行界、商界的富豪們,也不乏全朗的好友。
法源寺住持梵月也利用寺中開弔、停靈等機會,結交了不少“人物”,每逢這些人光臨,梵月必顯出無微不至的關照,為他們備好名廚、美酒、鴉片等等,賭博更是這裡一種時常消遣的娛樂。
現明和尚任廣濟寺住持幾十年,九度開壇傳戒,有統計說他所收弟子在萬人以上。當中包括軍閥、官僚、政客、地主、富豪、妓女、地痞、流氓等等,可謂三教九流,無所不收。如阮忠樞之妾、潘復、張學良、靳雲鵬、薑桂題、江朝宗、王懷慶、王琦、王揖唐、潘毓桂、殷汝耕夫婦、榮臻、褚民誼、萬福麟、石友三夫婦、曹汝霖、吳佩孚的親屬、袁世凱的第六妾、張宗昌的小妾等等,都是他的皈依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