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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使我想到當時在名古屋高等學校時代的一個女朋友。”
1928年夏天，郁達夫作避暑之北遊，8月29日的日記說：“午後上平則門外去散步，走到了四點回來。睡了一忽，精神恢復了，出去吃晚飯，遇見了許多在北平的教授及文士。大約此後一禮拜中，當為他們分出一部分工夫來，作互相往來，傾談，同遊之用。”
錢穆和胡適曾為北大同事，其間錢穆曾數訪胡適，而胡適只回訪一次。
錢昌照與宋子文私交甚好。他說：“宋子文是一個典型的歐美派，在家裡都是用英文交談。不過我每次到他家，堅持說中國話，不說英文。”“抗日戰爭中，在重慶時，沈性元帶兒子士湘住歌樂山，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晨回到重慶。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早餐，我總在怡園宋子文家吃，所有的事情他總與我商量，我有重要的事也跟他商量。”
章太炎曾稱陳宦為“中國第一號人物”。章去世後，陳說：“從此世間無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陸建章說太炎作一篇文章，勝過十萬兵馬，這是對太炎的輕視；我認為太炎一語，足以定天下安危！”
梁漱溟生於1893年，20多歲即成大名。他回憶說：“1920年一個夏天，梁任公（啟超）、蔣百里（方震）兩先生由林宰平（志鈞）先生陪同來我家訪我，以前輩而枉顧我一後學，這是我與兩先生彼此交往之開始。”
1927年，蔣介石與唐生智在長沙見面，蔣提出與唐結拜，被唐拒絕。唐說：“結拜也靠不住，從這次湖南大變動中，我摸透了，過去和我拜過把子的人，口裡喊哥哥，手裡摸傢伙。拜把兄弟幹起來，比外人還狠一些。”
1919年，梁漱溟在北大接到熊十力從南開中學寄來的明信片（熊寫信習慣用明信片），此前梁曾發表一篇佛學論文，說熊為“此土凡夫”，對佛學不懂，批評佛法使之流蕩失守等等。熊在明信片上說：你寫的《究元決疑論》，我讀到了，你罵我的那些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兩人自此“不打不成交”，歷四十餘年之久。相反的例子是章士釗，梁曾一度崇拜章，“但一見之後，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為當國家多難之秋，民生憔悴之極，有心人必應刻苦自勵，而先生頗以多才而多欲，非能為大局而負責之人矣。其後細行不檢，嫖、賭、吸鴉片無所不為，尤覺可惜。”
畫家吳湖帆家“座上客常滿”，鄭逸梅也是常客之一，他說：“我在他寓中，認識了劉海粟、汪亞塵、張大壯、呂貞白、許姬傳等。”
冒闢疆的後人冒鶴亭交遊極廣，在當年，通訊是一種重要的交遊方式，冒所收信函都留著，按照省份分別收於紙袋中，後累累成堆。
北洋政客田文烈晚年居京津，生活優遊閒適。他寫給某位友人的一封信可以為證：“請公於明日中午12點鐘前，枉蒞寒舍便飯，飯後同往公園賞芍藥，隨至中和聽劇。李桂芬兩出《十八扯》、《趕三關》，林月霞一出《白水灘》，皆甚佳，不可不早到。同座為呂生次溪，無外客也。”
七七事變後，國民黨在武漢組建了一個由陶希聖負責的“藝文研究會”，出版《政論》雜誌，史學家何茲全任主編。陳獨秀常給《政論》寫稿，何茲全與陳獨秀常在一些場合碰面，兩家便有了來往。何茲全後來回憶說：“1942年後，我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工作時，他（陳獨秀）住在重慶上游的江津。他在《時事日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論說國內國際形勢，上篇刊出來了，下篇被扣壓不許刊登了。我很想知道下篇的內容，寫信給他要。他給我回信，好大的口氣，他說：‘我叫張國燾給你寄，他沒寄？’這以後透過幾次信，討論過一些問題。”1910年出生的何茲全得享百歲高齡，他說：“我是現在活著的人中唯一見過陳獨秀的人。”
翦伯贊與陶行知是知交。陶不吸菸而翦則是煙鬼。某日，美國友人贈陶一聽駱駝牌煙，陶用紙包好託人轉贈翦伯贊，並附詩一首：“抽一支駱駝煙，變一個活神仙。寫一部新歷史，流傳到萬萬年。”
張治中與陳布雷一度是侍從室的同事，交情很深。陳體弱失眠，工作繁重，總給人一副愁眉苦臉的印象。張治中則設法減輕他的壓力。一次在成都，兩人同住一處，某日上午，張治中對陳布雷說：“帶你去調整調整！”陳布雷說：“大哥，我們到哪裡去？”張說：“你跟我走好了。”張治中後來回憶：“這一天，我帶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館子，逛少城公園，喝了茶，又看了電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覺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問他：‘好吧？’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