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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庭，直隸廣平人。曾僑居滄洲，後隨父至京師。順治六年，任山西靈丘縣令，十六年，升廣東羅定知州。晚年棄官，寓居富春江上。喜遊歷，以著述自娛。著述甚豐富。據民國《滄縣誌》載，共有七十餘部。起鳳在金陵交薛岡。薛岡《天爵堂文集》（天啟四年序刻本）之《天爵堂筆餘》卷二記述薛岡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前後，從文吉士那裡見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約天啟年間，包巖叟贈寄給薛岡一部刻本《金瓶梅》。起鳳與薛岡都與《金瓶梅》流傳、研究有密切關係，他們可能共同研究過《金瓶梅》。宋起鳳對《金瓶梅》作了深入研究，對王世貞的文學道路、對其著作也作了研究。因此，他在《稗說》中提出的王世貞中年作《金瓶梅》之說，不同於明末清初的其他各種關於王世貞作此書的傳說。他不是記載一種傳說，而是確指為王的中年筆，並提出陸炳為西門慶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與其他各說指嚴世蕃為原型不同。宋起鳳以後，謝頤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為張竹坡《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所作序中，再次提出：“傳聞鳳洲門人之作”，“或雲即鳳洲手”
②。可以看出，滿文譯本序作者並沒有承受宋起鳳與謝頤的看法，而是明確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盧柟。他們可以說是同代人，觀點卻如此相異。看來盧柟一說，和素是有所本的，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62
第六講 ︽金瓶梅︾的疑難詞語
《金瓶梅詞話》疑難詞語試釋（1）
《金瓶梅詞話》雖然是一部白話長篇小說，但是讀懂讀通並不容易。香港學者馬力先生在評梅節點校本《金瓶梅詞話》中說到：“大陸研究《金瓶梅》的學者王汝梅也承認《金瓶梅詞話》有很多句子、詞語尚讀不懂、讀不通。”（《明報月刊》1988年3月號）他引述的這句話是我本著實事求是精神說的。我深感讀《金瓶梅》之難。概言之，讀《金瓶梅》之難有三：（一）《金瓶梅詞話》運用了大量方言詞語。它的基礎方言，或曰主導方言、母系方言是冀魯豫交界地區的方言，又雜有吳語、晉語。漢語發展到近代漢語階段，在商業繁榮、市民階層擴大的社會背景下，臨清運河碼頭這一方言區，以一種方言為主，又融入其他地區方言，是正常的現象，山東方言（冀魯豫交界區）為《金瓶梅詞話》的基礎方言是鐵一般的事實。聊城《水滸》《金瓶梅》研究會的諸同志進行了實地考察，從方言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解讀了詞話本中大量疑難詞語、句子。在其他方言區的讀者看來是不可解的語句，用魯西方言逐一解通。並糾正了以往詞話本校點中的失誤。江浙文人（或書商）對詞話本進行改寫後，刊印了《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崇禎本），使詞話本語言上變得較為精煉，把一些方言詞語改為通語或刪除，便於《金瓶梅》的流傳與閱讀，應該說是有功勞的；但是改寫者不懂山東方言，把通順的語句往往改得不可解不通順，或者把山東方言詞語改為了吳語詞語，使詞話本減弱了原有的語言風貌、泥土氣息、魯地市井韻味，這又是改寫者的罪過。已出版的詞話本的校點本，凡是據崇禎本校改的語句，大半是錯誤的，今天的讀者，山東方言區之外的讀者，不易讀懂大量方言語句。（二）《金瓶梅詞話》表面上寫宋，骨子裡寫明，亦宋亦明。既有小說虛構人物，又有歷史人物。歷史人物中有宋代人又有明代人。職官稱謂也是宋明交錯。這就使得作品呈現撲朔迷離，又清晰又朦朧的外貌。如果不是具有較豐富的歷史知識，也不易把其中的語句、事物逐一讀通並讀懂。（三）作者經歷過患難窮愁，有憤懣。他懷著深沉的憂患意識，以如椽之筆寫西門家傳，以一家寫及天下國家，把西門慶家庭作為國家的縮影來寫，蘊含著豐富的社會內容、具有典型意義。這一作品的產生除了大的文化背景外，尚有具體的直接的政治背景，這一政治背景是直接觸發作者創作這一部作品的動因。因為作者之謎，成書之謎尚未解開，對具體的創作過程、作者經歷尚不能確指，也障礙著我們對全書的理解接受與對某些語句的讀通弄懂。《金瓶梅》作者之謎、成書之謎、政治背景之謎，是一些大問號。一些疑難詞語，是眾多的小問號。為了讀懂讀通，為了深入研究，把微觀與宏觀聯絡、瓶內與瓶外結合，大問號小問號都需要逐一解決。本著這一目的，我與劉輝、張遠芬二同志協助王利器先生，組織聯絡北京、長春、徐州等地同仁，集體合作編撰了一部《金瓶梅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遵照王先生意見，把暫時解釋不清楚的詞語彙集一起曰《待問篇》，有待於廣大學者、讀者去解決。《待問篇》僅匯錄了部分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