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入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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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裡，北京最有趣的是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禮”，這種“禮”實際是平民百姓在艱難的環境中基於自身的生存而需要維護的一種彼此間正常的合度關係，這種禮近於“俗”。中國的“禮”，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命題。不同階層的禮有著完全不同的內容，不同的作用。有的不懂禮而實際踐行禮，有的制定禮而蔑視禮、踐踏禮，有的靠禮維護正當生活的權益，有的以禮殺人，以禮吃人。古代的聖人一再地慨嘆：禮失而求諸野。有以夫！北京人的日常生活追求精緻典雅，追求生活藝術化趣味化，所以像一些作者寫到北京文化風俗時的那樣，具有京味，北京有豐富的吃文化、書畫文化、京戲文化等。北京的文化禮俗給梁實秋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5年秋梁實秋考入清華學校。清華學校在當時沒有現在這樣有名，還比較平常。他第一篇翻譯小說《藥商的妻》1920年9月發表於《清華週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詩《荷水池畔》發表於1921年5月28日《晨報》第7版。在清華學校呆了8年。公正的說，梁實秋對“五四”運動的熱情和他所實際發揮的作用，確乎不但不能同具有領導天才的*領袖陳長桐相比，而且也不及他的學友、繼陳長桐之後成為第二代領袖、“思恕敏捷，辯才無礙，而且善於縱橫捭闔”的羅隆基，甚而也趕不上他的另一位學友、“埋頭苦幹，撰通電、寫宣言、制標語”甘於做文書工作的聞一多。梁實秋後來特別感到自豪的，是他親身參與的一場驅趕“小鑼會”，與長張煜全面對面交鋒的鬥爭。與聞一多、郭沫若等人有交情。

1923年8月的一天，清華學校六十多名癸亥級同學，在上海浦東碼頭上登上了美國的遠洋客輪“傑克遜號”。臨行前，學校裡發給他們每個人三四百元治裝費，一個個穿戴得西裝革履，煞是齊整。但在即將遠離故國之際，他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特別當船上的小樂隊吹奏起送別的悽傷曲調時，愈發為這種遊子增加了黯然*的情調。梁實秋與聞一多也在其中準備赴美留學。他們先在科羅拉多大學學習了一年，又轉到哈佛大學了，他們是很好的朋友。在哈佛大學，梁實秋有幸成為白璧的學生。從此梁實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他成了堅定的新人文主義者，他認為白璧德“重視的不是elamrital（柏格森所謂的‘創造力’）而是elanfrein（剋制力）。一個人的道德價值，不在於做了多少事，而是在於有多少事他沒有做。白壁德並不說教，他沒有教條，他只是堅持一個態度——健康與尊嚴的態度。”在文藝觀上，梁實秋公開申明不贊同“浪漫”，主張智慧、理念、典雅，也就是所謂的“新古典主義”。梁實秋開始以新人文主義來審視現代文學。

1926年梁實秋學成歸國。憑學友的一封介紹信，梁實秋順利地在南京東南大學當上了教師。1927年，梁實秋與程季淑結婚。1928年梁實秋參與了後期新月社的建設，成了新月社的首席批評家。梁實秋嚴格奉行白璧德的“新古典主義”，真誠地把理性和節制奉為創作的圭泉。他所用於作為衡量文學作品優劣標準的，總是“相當的分寸”、“常態的人生”、“健康”、“尊嚴”、“合度”一類不能不令人產主疑惑的概念。何謂節制？他的回答很乾脆：“就是以理性（Reason）駕馭情感，以理性節制想象。”他以為“文學的效用不在激發讀者的熱忱，而在引起讀者的情緒之後，予以和平的寧靜的一種舒適的感覺。”如同第一流的雄辯家，在演講過程中，必要“用各種藝術的技能使聽者為之動容，為之情感興奮”，但到了結尾的地方，“必須慎重的把緊張的空氣弛鬆下來，使聽者復歸於心平氣和之境。”照梁實秋的說法，這就是合乎“法度”。不久，梁實秋與魯迅發生了現代文學史上一次論爭，就文學是人性還是階級性，二人筆戰了好多回合。這志論爭使梁實秋身心都感到孤立無助。正在這時青島大學的楊振聲校長邀請他和聞一多分別主持外語系和中文系的工作，二人欣然前往任教。

梁實秋一生的著作主要有《莎士比亞全集》（翻譯）、《文學批評論》和《偏見集》等。梁實秋在晚年曾說：“個人之事曰倫理，眾人之事曰政治。人處群中焉能不問政治？故人為政治動物。不過政治與做官不同，政治是學問，做官是職業。對於政治，我有興趣，喜歡議論。我向往*，可是不喜歡群眾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歡專制；我酷愛自由，可是不喜歡違法亂己至於做官，自慚不是那種材料。要我為官，大概用不了一年，我會急死，我會悶死，我會氣死。所以我雖不能忘情政治，也只是偶然寫寫文章，撰些社論而已”。這段話也反映了梁實秋作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