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入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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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越來越頻繁地見於《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1926年，他的小說開始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三年間，先後發表各類作品170餘題。1926年，北新書局出版了他的散文、小說、戲曲、詩歌合集《鴨子》，1927年，他的小說集《蜜柑》由新月書店出版。這些“早期作品寫的都是真事，那時還不會虛構”沈從文後來說。

1927年，母親和九妹從湘西來到北京，和沈從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從文的稿費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礎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閃露出謀生存、求發展的虹彩幻影，於是，沈從文決定離京南行。去留取捨的結果，決定了沈從文隨後幾年的人生際遇。1928年1月，沈從文讓母親和九妹暫留北京，獨自先行到了上海，住進法租界善鍾裡一個託上海的朋友預先租定的亭子間。隨後，再由亭子間遷入正樓大房。隨後，胡也頻與丁玲也來到上海，接著上演了他們二人與馮雪峰之間的感情糾纏，後來還流傳著二人與沈從文的三角戀愛。

1929年，《紅黑》與《人間》兩個月刊的創刊號，分別於1月10日和20日出版發行，三個人醞釀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紅黑》第一期出版發行後，三個人一起趕到集中了上海各書店的四馬路和北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況。他們從一家書店溜入另一家書店，每人既緊張又興奮。各家書店櫥窗裡都陳列了這本新刊物，在他們眼裡，由劉既漂設計的刊物封面，“紅黑”二字顯得既極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著讀者正拿著這期刊物翻閱，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臉上都露出了會心的微笑。幾天後，他們又分頭跑到各處去打聽銷路，所得的情況比他們預料的要好——《紅黑》第一期僅在上海就賣出了近1000本，這在當時，是一個極可觀的數目。北京、廈門有朋友願意為他們幫忙發行；武漢、廣州也有朋友陸續來信，希望他們能夠多寄一些。種種情況使他們高興得臉上發紅，預備各期增印到5000份。一份迅速增長的信心成為推動他們生活與工作的動力。雖然，以三人之力，支援兩個刊物，是一種極為沉重的負擔——最初的稿件，幾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編輯、出版、發行各種繁雜事項，均得自己動手。然而，這是他們自己的刊物，是用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嬰兒。在沈從文看來，它是三個文學青年在社會壓迫的困境中，實證生命價值的象徵。於是，在胡也頻身上，迸發出驚人的實幹精神。他既要負責編輯，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賬，購實紙張，接洽書店；沈從文和丁玲則待刊物印出，便忙著抄寫訂戶名單，然後按名單將刊物分寄各處，或付郵到外埠，或親自送刊物到上海各書店。雖十分忙碌，精神卻十分愉快。

1928年來到上海以後，沈從文不得不為一家三口的吃飯問題而掙扎。在北京時，沈從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30元的固定稿費收入。眼下，雖然每月的稿費收入已超出這個數目的幾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標準，每月20元房租，10元水電費，加上三口人吃飯，每月支出至少在100元以上。這時，母親的肺病正逐漸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妹又要上學。治病、上學的開支也得靠賣文籌措。而上海各書店的慣例，10萬字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100元左右的稿酬。除辦刊物外，沈從文幾乎將全部時間用於寫作。雖然，一些新開張的書店，如光華、神州國光、華通等，出書時都要沈從文給他們打頭炮，為得到他的書稿，正慷慨大方地贈與他“名家”、“天才”各種名頭，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費時，卻極盡敷衍、拖欠、賴賬之能事，常常讓沈從文失望而歸。1928至1929兩年間，幾乎上海所有的書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從文的作品發表和集子出版，現代、新月、神州國光、北新、人間、春潮、光華、中華、華光各書店，就分別出版了沈從文的十多個作品集。可是，書出來後，沈從文卻總是不能按時得到應有的報酬，常常不得不親自上門索取，他解嘲似地稱自己為“文丐”。儘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願。1928年10月，光華書店一次就出了沈從文的兩個小說集——《山鬼》和《長夏》，可是吝嗇的書店老闆給了100塊錢就再也不給了。

1929年春，沈從文、胡也頻、丁玲三人所辦的刊物，已開始險象環生，《人間》月刊出到第4期使不得不宣告終結，以便集中資金辦好《紅黑》。然而，他們的這一場冒險，似乎從一開始就預定了悲劇結局。到8月，終因資金週轉難以為繼，《紅黑》也成了商業競爭的犧牲品。從最初的籌備，到《紅黑》最終停刊，一年的經營，他們非但未能賺錢贏利，一結帳，甚至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