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入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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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人的幫助。他也試著找點適合自己的工作，邊工作邊學習，但別人都拒絕了他。1924年冬，沈從文於百般無奈中，懷著一絲希望，寫信向幾位知名作家傾訴自己的處境。這時，郁達夫正受聘在北京大學擔任統計學講師，沈從文也想到了他。11月13日，在接到沈從文的來信後，郁達夫到公寓裡來看望沈從文了。這一天，外面正紛紛揚揚下著大雪。郁達夫推開那間“窄而黴小齋”的房門，屋內沒有火爐。沈從文身穿兩件夾衣，用棉被裹著兩腿，坐在桌前，正用凍得紅腫的手提筆寫作。聽見門響，沈從文回過頭來。一位年約30的年輕人，身體瘦削，面龐清癯，下巴略尖，正眯縫著雙眼站在門邊。“找誰？”“請問，沈從文先生住在哪兒？”“我就是。”“哎呀，你就是沈從文……你原來這樣小。我是郁達夫，我看過你的文章。……好好寫下去。”……默默地聽著沈從文傾訴自己來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處境，郁達夫感到脊樑一陣陣發冷。公寓大廚房裡，正傳來炒菜打鍋邊的聲音。“你吃包飯？”郁達夫問。“不。”瞧瞧沈從文的神色，郁達夫一切都明白了。他站起身來，將脖子上一條淡灰色羊毛圍巾摘下，撣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從文身上。然後邀沈從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飯。結帳時，共花去一元七毛多錢。郁達夫拿出五塊錢會了帳，將找回的三塊多錢全給了沈從文。一回到住處，沈從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來。

沈從文終於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篇散文《遙夜——五》，這篇文章感動了北京大學教授林宰平，1925年5月，經林宰平和梁任公的介紹，沈從文終於得到了一份工作，去香山慈幼園圖書館做了一各辦事員，月薪20元。但沒過多久，沈從文就因發表了兩篇小說《第二個狒狒》和《棉鞋》，得罪了教務長，為了保持自己人格獨立，他自己解聘了自己，又過著窮生活的苦日子。

為了應付目前，在離開香山前後，由於楊振聲在《現代評論》任編輯，郁達夫應邀作該刊撰稿人，並幫助編輯部看稿；趙其文擔任該刊經理、會計一類職務；沈從文應邀擔任過《現代評論》的發行員。北京政變以後，有人介紹沈從文去找馮玉祥的秘書長薛篤弼——薛篤弼在馮玉祥部駐防常德時，曾任常德縣知事。——於是他又在馮玉祥部秘書處作過事；那時，沈從文的哥哥正在東北教學生繪畫，得知沈從文在北京的處境，便寫了信來，要他去東北，他又短期離開過北京。

1925年1月13日沈從文的一篇小說意外地發表在《京報&#8226；民眾文藝》上。在這之前，只有《晨報副刊》發表過他的兩篇短文，得過五毛錢的書券。一天，《民眾文藝》的兩位編輯，到沈從文寄身的西城慶華公寓探望文章的作者。談話中，沈從文得知這兩位編輯就是名字經常見於《民眾文藝》的項拙和胡也頻。過了一星期後胡也頻帶著丁玲又來看沈從文，巧的是沈從文和丁玲竟是老鄉，都是湖南人。一來二去三個人就成了好朋友。他們每次見面總離不開如何想法籌錢，用自己力量辦刊物的話題——那時，他們共同感到青年作者所受的冷遇。儘管按當時北京物價，辦一個類似《語絲》規模的刊物，每期印一千冊，有十二三塊錢就可辦到。但這時，沈從文和胡也頻的文章，按最低稿費標準索酬，也無法找到固定地方發表，寄出的稿件常常一去無訊息。當時，《語絲》正支配著北方文學空氣，只要能在該刊上發表作品，很快就會引起人們注意。這年5月，沈從文一篇題名《福生》的小說，由胡也頻透過一位熟人轉給周作人。當這篇小說在《語絲》上發表後，胡也頻拿了這期刊物，告訴沈從文時，沈從文見到目錄上文章的標題，感動得只想抱著胡也頻哭泣。但這種幸運只能偶爾降臨到他們頭上。於是，那個自辦的刊物只能在他們的想象裡誕生，旋即又在想象裡夭折。

這時沈從文與丁玲還有魯迅發生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次誤會。

1926年，丁玲正開始醞釀寫短篇小說；胡也頻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錢稿酬。生活剛剛穩定，不願意另作安排；沈從文先因《晨報副刊》改組，由劉勉已、瞿世英繼任編輯，文章獲得了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機會，後又由徐志摩負責《晨報副刊》，文章得到賞識，有了較多發表機會，也不想放棄剛剛打下的基礎。因此，三人在這個問題上意見完全一致。

1927年底，隨著第一階段北京生活的結束，沈從文走完了最初階段的創作歷程。他的作品最先見於報刊，是1924年12月。《一封未曾付郵的信》，是至今能見到的沈從文的處女作。1925—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