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入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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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本錢也賠了進去。但也就在這一年，他們編輯出版了4期《人間》，8期《紅黑》，各自寫了許多作品。除《紅黑》、《人間》上發表的以外，還以紅黑出版社及《二○四號叢書》的名義出版了七種小說單行本。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前面》，在薩坡賽路起首，丁玲的《韋護》在這裡誕生，沈從文的《龍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愛》等小說也在這裡完成，他們終於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跡。

1928年，沈從文為了生存，不得不另想出路，當時胡適正擔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由徐志摩介紹，胡適同意聘用沈從文為中國公學講師，主講大學部一年級現代文學選修課。沈從文以小學畢業的資歷，竟被延攬為大學的教師，這即便在當時，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大膽而開明的決斷。沈從文的第一次上課也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一筆。他在課堂上呆了十分鐘竟然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也就是在這課堂上沈從文見到了他以後的夫人張兆和，關於他和她的戀愛故事那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直到1934年沈從文寫出他的代表作《邊城》時，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文學理想，也找到了自己的愛，對人類的愛，對愛情的愛，對民族的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愛……

第三章 在矛盾中和諧地生活的現代作家　第十節 在革命集體中找到快樂的丁玲

丁玲的一生是充滿坎坷的。丁玲，1904年生，湖南臨澧人。她的祖父當過大官，她的父親蔣浴嵐守著豐厚的家產卻成了敗家子，剛過30歲就因吸鴉片而死，她的母親出身書香世家。丁玲的父親去世後，家庭已經破產，常有人上門要債。丁玲這樣描述她的母親：“在女人中，她是一個不愛說話的。生得並不怎麼好看，卻是端莊得很，又沉著，又大方，又和氣，使人可親，也使人可敬。她滿肚子都是苦，一半為死去的丈夫，大半還是為怎樣生活；有兩個小孩子，拖著她，家產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樣的兇狠，爺爺們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總不能。世界呢，又是一個勢力的世界，過慣了好日子，一天坍下來，真受苦……”丁玲的母親不是個弱女子，他很自強，守寡後她上了師範學校，而後成了一名教師。

丁玲一直學習成績優秀。1922年春，丁玲應王劍虹之約來到陳獨秀和李達等創辦的上海平民女學學習，但後來平民女學遇到困難，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後便離開了學校，和王劍虹到了南京。第二年，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瞿秋白闖進了她們的小天地，和王劍虹戀愛，是她們宿舍的常客。共產黨人瞿秋白給不滿二十歲的丁玲留下深刻印象。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劍虹又回到上海，進入共產黨主辦的上海大學，在文學系旁聽，鄧中夏任學校總務長，瞿秋白任社會科學系主任，陳望道任教務長，茅盾教小說研究。這所學校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培養過不少**人才。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與王劍虹結婚後，丁玲與他們同住在上海慕爾鳴路，瞿秋白在思想與文學上都影響過她。兩年後王劍虹因病死去，使二十歲的丁玲更加寂寞，她當時正處於矛盾和痛苦當中，她渴望自由。當年她去了北京，偶然遇上了比她還窮的胡也頻，他的勇猛、熱烈、執拗和樂觀感動了丁玲，他們相愛了。

1927年秋天，丁玲在《小說月報》發表了小說《夢柯》和《莎菲女士的日記》，特別是後者的發表，“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家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

1930年丁玲逐漸意識到生活天地的狹窄以及立場感情上的限制給她創作帶來的侷限性——“染上一層感傷”，“看不到應有的出路”，“有著很壞的傾向”。（丁玲：《我的創作生活》）她積極參加**實踐，在時代潮流的衝擊和**思想的啟迪下，她的小說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突破。從對舊勢力不滿、憤懣到走向**的新一步，代表作應當是《韋護》和《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同年胡也頻發表了《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完成了他由小資產**作家向無產**作家轉變的過程。胡也頻的政治活動日益頻繁，黨組會有時就在他們家裡召開。也頻交了許多工人朋友，丁玲記得一個工人來過他們家，像熟人一樣，他教她唱《國際歌》。丁玲感到從未有過的新鮮。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頻告訴丁玲，他要去開左聯執委會。他穿著暖和的長袍，興高采烈地走了，從此一去再也沒有回來。想方設法營救，也不起作用。

1931年2月7日——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的一天。優秀的左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