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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劫人錢財的時候，也伏在人家屋樑上順便看些人間鬧劇，自然也看到了君子們黑夜裡的做派。他們見識多了，發現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類。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樑上君子”的雅稱。
詔書的變遷
近讀史書，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說，大體上只是民間附會。至少在清代以前，並不是皇帝隨便說句什麼話都是聖旨。
西漢的皇室很自律，所謂休養生息就是漢文帝最先提出來的，後來歷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漢代有內朝、外朝之分，內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職權上有劃分，即便財政收入也是“分稅制”，大司農的收入歸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歸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隨便
糟蹋納稅人的錢的。這種規矩，後來歷代大體沿用。漢初皇帝的私人辦公廳只有尚書四人，而且多幫皇帝處理事務性工作，政務職權有限；然而作為政府首腦的宰相，屬下卻有十三個部門，時稱十三曹，機構比皇帝親自掌管的龐大多了。當時各曹相當於現代各部委辦，比方奏曹相當於中央政府辦公廳，詞曹相當於最高法院，尉曹相當於交通部，兵曹相當於國防部，賊曹相當於公安部，等等。國家有什麼大事，皇帝並不可以隨便叫身邊的尚書起草個聖旨，就詔告天下。詔書不過是以皇帝名義下發的政府檔案，具體的技術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腦宰相負責。皇帝和宰相之間便有制衡，詔書也就不至於胡亂來。當然，也有皇帝獨裁的，也有宰相專權的，那多是個人原因或個別現象，並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說漢代宰相是首長制，那麼，唐代宰相則是委員制。當時國家的最高議事機關叫政事堂。政府法令、軍國大計，須用皇帝詔書頒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開會決議，形成正式文書，送皇帝審批。皇帝同意，則劃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蓋中書省、門下省之章下發。倘若沒蓋政事堂的印章，詔書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審定的詔稿，只要中書省或門下省不同意，就有權將詔書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襲舊制，但較之唐代，則削減了相權。唐代的皇帝詔書是先由宰相負責在政事堂議定詔稿，書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權。而宋代則先由宰相初擬意見，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終審。程式變了，皇帝事先發言權就擴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獨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時離職了，皇帝要任命趙普當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達沒有宰相副署的詔書，還真難煞了趙匡胤。文武百官爭吵了好大陣子，才勉強尋了個變通辦法，由開封府尹會同一批相當級別的“高階幹部”共同在詔書上畫了押。不過皇帝越到後來越聰明，知道一點點兒擴大自己的權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邊坐下來。但趙匡胤存了些心機，據說當新任宰相趙普第一次朝見他時，他示意太監把身邊的座位搬走了。趙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邊，伏首貼耳。現代國際有所謂習慣法，其實中國古人是最懂得執行習慣法的。趙普之後，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議事，就成了以後歷朝繼承的習慣法。
明代開始，相權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創見的事，就是廢除宰相，改用內閣大學士。朱元璋又比趙匡胤會打個人算盤。內閣大學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機構，只是皇帝的私人辦公廳。因此，從制度設計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腦。但是，也因為習慣法的緣故，隨著時間推移，內閣大學士就越來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舊制，皇帝詔書正式頒佈之前，先得發給六部尚書，只要他們有異義，可以原封不動退回皇帝詔稿，這也就制約了皇帝的獨裁。這種情況發展到另一極端，就是文官集團同皇帝暗中對抗。比方萬曆皇帝幾乎以消極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畢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風特殊，大概同朱元璋個人素質有關。作為一個沒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當作自己掙下的私人家業。開國之初，他大殺功臣，冤獄不斷，就連皇太子都看不過去，進言勸諫。朱元璋當時只當沒聽見，次日卻把一條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撿起來。皇太子面有難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說：手杖有刺會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給你，這個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這份家業千秋萬代傳下去，當然要儘量削掉別人的權力。
古時真正的政治黑暗，當屬元、清兩代統治時期。元朝入主中原後，蔑視大漢文明，享國只有短短八十多年，還沒有來得及學會同漢人相處，就回馬草原了。元代治國之術大致可用金戈鐵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無所建樹。皇帝總是一代學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