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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清代皇帝就記取了蒙古人的教訓,知道尊重漢人傳統政治裡面的好東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聰明瞭許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獨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沒什麼權力的內閣大學士也閒起來了,皇帝辦公廳改移皇家深宮南書房軍機處。國家最高指令往往從南書房發出。這種做法,在明代以前是違法的,但清代皇帝卻可為所欲為,手諭、口諭、密詔之類,都是清代的發明。暗箱政治,大概從清代發端。有人統計過,說雍正在位期間批閱奏摺多少多少,計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繪成殆精竭慮、事必躬親的聖明君主。須知,雍正恰恰是大權小權都不肯放棄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來獨裁也是有代價的。陳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僅自比聖人,而且是佛爺,簡直萬能了。芸芸眾生的腦子閒著就行,凡事都有至聖至明的皇帝替他們想著。雍正讓全國臣民學習他的《大義覺迷錄》,大概也是創舉。
到了民國,所謂總統手諭、總裁口諭之類,就見怪不怪了。無聖旨之名,有聖旨之實。無他,亦習慣法使然也。但是蔣介石忙於打仗,沒功夫讓下面人幫他湊出個什麼思想或主義,暫且用孫中山的主義將就著。自己沒有主義,頭上總得頂著別人的主義才像回事。這也是中國政治的慣例,謂之正統。
現在沒有詔書了,人民當家做人,只有法律、檔案和各級官員的批示。關於批示,其中奧妙不少。求官員寫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資源或機會又畢竟有限;但官員通常應是平易近人、關心民漠的。於是,官員批示就有了許多學問。早些年官員們是在措詞上動腦筋,比方“著力解決”、“盡力解決”、“按章辦理”、“酌情處理”之類都各有深義,下屬領命,心領神會,自會相機而行。結果,同樣是官員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卻是有的人辦成了事,有的人辦不成事。群眾只好發牢騷,說領導都是好的,只是下面辦事的人扯蛋。官員做好人,下面做惡人。時間長了,把戲就讓百姓看穿了。於是又有了新花樣。有的官員同下面私下商量,橫著批示的著數,豎著批示的不著數;有的官員暗中囑咐下面,簽名是繁體的你就辦,簡體簽名的你就拖著,有的官員同下面約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電話為準。
官員不論大小,只要手中有權,就能作批示。他們的批示比古時的詔書往往實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錢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資金。難怪有人說目前中國經濟往形象裡說就是條子經濟。
抄幾段書
正瀏覽著某報洋洋灑灑的頭版文章,竟突然想起《老殘遊記》裡的幾段話來,真是風馬牛不相及。卻記不全了。回去找出原書看看,不覺背膛發熱。看過《老殘遊記》的人必然很多,只怕沒多少人留意過這幾段話,便想抄下來,讓感興趣的朋友也琢磨琢磨。又頗猶豫,怕別人說我變著法子撈稿費。可想著周作人先生後來寫文章專事抄書,還很得人欣賞,也就坦然了。
《老殘遊記》雖說是近代小說,又是白話,可畢竟過了一百多年,讀著不太順口。於是,我便將這段話略作翻譯,抄錄如下:
“中國有四大優勢,在全球都無與倫比:二十三個行省全部分佈在溫帶,可以說是氣候條件第一;各省的礦藏都極其豐富,土壤都極其肥沃,可以說是自然資源第一;老百姓最能吃苦耐勞,知識分子特別聰明智慧,可以說是人的文明素質第一;有文、周、孔、孟的光輝著作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重要講話作指導,可以說是政治條件和教化措施第一。有這麼多的優勢,中國理應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然而中國國力一天比一天弱,百姓一天比一天窮,很快就到了危亡關頭。原因在哪裡?”
又,“其實平常人也不敢犯法,那些最敢犯法的,大概是三種人,他們仗著自己後臺過硬,或自以為有力量,有恃無恐,就犯法了。哪三種人呢?一種是倚仗官方勢力犯法,一種是人多勢眾犯法,一種是耍無賴犯法。所謂倚仗官方勢力犯法的,並不是說誰做了官就一定犯法。那些做了官的,必定怕丟官,倒不敢犯法。而是他的那些親戚或者親信的朋友,以及親信的家丁容易犯法。這裡面犯法最多的還是官家親信的家丁,官家親戚和親信的朋友犯法要稍好些。前日在巡警局撒尿的那個委員,不就是倚仗著有個大軍機的靠山嗎?所謂人多勢眾犯法的,比如當年科舉考試的童生、鄉試的考生,到了應考的時候,總會有些人特意做些犯法的事。再比如現在各學堂裡的學生,哪一個省的學堂裡沒有鬧過事呢?他們究竟有什麼大事值得鬧呢?不過就是覺得他們人多勢眾,可以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