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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按照這一政策方針去做,文化、教育、科學、藝術事業就能發展,就能繁榮。相反,文化、教育、科學、藝術事業就不能發展,就會停滯,就會枯萎,就會倒退。
當時國內的情形是,廣大人民群眾迫切希望加快建設好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把新中國建設成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一些變化,也推動了我們國內思想解放要求的產生。為適應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及時提出了反對思想上的主觀主義、理論上的教條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任務。廣大人民群眾也迫切地要求擴大和保證社會主義民主生活,迫切要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了一個頗不尋常的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他一開始就向到會者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想不想走?”
中國當然是不想走。
現在的問題是,為了避免走蘇聯走過的彎路,中國該怎麼辦?
毛澤東接著回答了自己剛提出來的問題。他說:“過去我們就是鑑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於是他便根據自己的認識講了10個問題,即《論十大關係》。其中就說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他明確地說: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另一種學術。
5月2日,在第二次談“十大關係”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說:
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必要的,這個問題曾經談過。百花齊放是文藝界提出的,後來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二千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說,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
又說: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幹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有那麼多學說,那麼多自然科學,就是社會科學,也是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話說回來,“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這八個字,作為一種方向,一種提倡,毛澤東早在1956年以前就提出過,只不過不是同時提出來,也不是作為一種政策提出來的。
早在1951年,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請毛澤東題詞,他就題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字。當時戲曲界對於發展京劇問題有不同意見,發生了爭論。有的人主張對京劇不能批評,而應當完全繼承;另一些人則相反,認為京劇落後,宣揚封建思想,應當完全否定。針對這些不同意見,毛澤東則認為各種戲曲都應該“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加以繼承”。從當時情況看,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主要指的是戲曲創作和表演。
“百家爭鳴”是1953年毛澤東對歷史研究工作提出的方針。那一年,中央宣傳部組織了一箇中國曆史研究委員會,由陳伯達任委員會主任。陳向毛澤東請示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毛澤東就對他提出“百家爭鳴”四字方針。顯然,這也是針對當時的歷史研究而言的。
這一次,“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同時提出,並且是作為黨在文化教育事業的方針政策,這卻是頭一回。
毋庸否認,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化教育和科學事業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也確實出現了不少的問題,突出的就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形式主義相當嚴重。這是因為建國以後在文化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開展了幾次重大的批判運動,促使了“左”的思想傾向在文化思想領域中的滋生和發展。其突出的表現就是混淆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限,以政治批判代替學術爭鳴,對於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中的不同意見動輒上綱上線,亂扣政治帽子。與此同時,在“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口號下,把蘇聯的一些錯誤作風錯誤做法(諸如在學術研究領域中的宗派主義以及政治干預學術)也都“學習”過來了。這樣一來,就造成了一種對文學藝術和學術研究極為不利的氣氛和局面。當時,在由《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