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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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5日發表）在分析到我們中國自己的情況時，就說：

若干年來，我們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和文藝批評的研究領域中有了一些成績，但是一般說來，還有許多不健康的狀態存在著。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受了對於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

現在看來，這些話說得並不尖銳，並不深刻，不過還是說出了一些問題。文章說到的這些情況，自然也早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也促使他在借鑑蘇聯教訓時嚴肅考慮我國自己的問題。如前所述，他在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時，就正式提到要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接著，他又在《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方針政策的提出，既體現了科學和藝術發展的要求，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法的具體運用。他說：

關於辯證法，列寧說過：“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於對立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展。”解釋和發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列寧還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按照毛澤東的本意，就是要在人民內部提倡和鼓勵各種不同意見之間的自由爭論，以此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如果我們能夠真正貫徹執行這一方針政策，能夠始終堅持貫徹執行這一方針政策，則無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是幸，對於我們的國家是幸，對於我們的民族是幸。而事實上，在我們建國以後的幾次文化思想批判運動中，所缺乏的恰恰是各種不同意見的大膽的自由的辯論，因此不但問題得不到深入的討論，反而讓形而上學、教條主義滋生蔓延。即使對於過去的老賬不算，如果在這一方針政策提出後能夠得到實實在在的貫徹，那也是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可是歷史的發展，還要曲折走彎路，這就真是不以人的意志和願望為轉移了。

然而，不管怎麼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政策的提出，郭沫若是從心裡感到高興，對我國的文化、教育、科學、藝術事業的發展表現出極大的期望和信心。而他自己也的確是一心一意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和精神，努力為貫徹“雙百”方針，為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而努力的。

郭沫若畢竟是一位學者，一位真正的文學家。從他的直感出發，他也應當知道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是不利於文化、教育、科學、藝術事業的發展的。

所以他在1954年就說：“我們應該廣泛地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他透過總結我國發展科學文化的歷史經驗，進一步指出：“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凡是自由討論的風氣旺盛的時代，學術的發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學術的進步。

”這些感受和認識，可以說完全是和毛澤東的看法相一致的。所以，毛澤東正式提出“雙百”方針後，郭沫若就表示要迅速而正確地貫徹這一方針政策。

1956年5月26日，亦即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不久，郭沫若就邀請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向學術界、文化界人士作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重要報告。後來有人問他請陸定一作報告的動機是什麼時，他說：“國家建設急切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援，人民生活也急切需要文化糧食的供應。

但由於政策執行上有了偏差，發生了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的傾向，影響了科學和文藝的發展。因此，我認為有必要由黨來闡明正確的方針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顧慮；這樣來促進科學和文藝的發展。這就是我請陸定一同志作報告的動機。”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政策提出後，郭沫若在許多會議上發表講話，在一些報刊上發表文章，不僅對這一方針政策作一般性的表態，而且深入地談自己對這一方針政策的認識和體會。譬如他在一篇題為《演奏出雄壯的交響曲》的文章中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是在人民民主專政之下推行的。這種的創作自由和討論自由是以為人民服務為前提，並不是毫無限制的放縱。”並說：“今天的‘百家爭鳴’是以建設社會主義，更進而建設共產主義作為我們的母題（Mot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