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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毛澤東並不是把關於《紅樓夢》研究中的不同看法的爭論看作是屬於學術問題，而是上升為政治思想領域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問題！他是把《文藝報》編者按語所表露出的傾向，看作是向資產階級投降。因此，他在事先審閱袁水拍寫的《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時，為袁文加上了一段非常嚴厲的話：
《文藝報》在這裡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絡，跟馬克思主義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
語氣斬釘截鐵，不容人討論，甚至不容人置疑。這就是問題的實質，這就是問題的結論！
出於同樣的理由，毛澤東在閱讀《人民日報》11月10日刊載署名黎元的文章《〈文藝報〉編者應該徹底檢查資產階級作風》時，又指出《文藝報》的問題“不是驕傲的問題，而是編輯部被資產階級思想統治了的問題，”“不是喪失銳敏感覺，而是具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極銳敏的感覺。”“不是這些問題，而是他們的資產階級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問題。”
對此，當時《文藝報》的主編馮雪峰自然是嚇壞了。他趕快檢查，在《文藝報》上公開發表《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承認自己“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戰鬥精神，”“不自覺地在心底裡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
然而，這在毛澤東看來，這樣的“檢討”完全是輕描淡寫，與他定的調子相距太遠！所以他在看了馮雪峰的檢討後，立即在文章旁邊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應說是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
顯然，馮雪峰的檢查沒有達到毛澤東的要求，是過不了關的。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和統一部署，全國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傳達、學習和討論了毛澤東的意見。大家認真領會毛澤東的意見精神，以其為準，結合自己的工作進行認真的學習和檢查。
從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國文聯和作家協會主席團還先後召開了8次擴大會議，就《紅樓夢》研究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傾向，《文藝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上的錯誤等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檢查，對於一些學術理論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最後，擴大聯席會議作出了《關於“文藝報”的決議》，改組了《文藝報》編輯部機構。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長周揚作了一篇題為《我們必須戰鬥》的火力甚猛、調子極高的報告。其主要內容是：必須開展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必須嚴肅對待《文藝報》的錯誤。在這篇報告中，也把與胡風文藝觀點的分歧提到議事日程，為批判胡風“反動文藝觀點”並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12月2日，中國科學院院務會議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舉行聯席會議，決定聯合召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並且確定討論會的內容分為：胡適的哲學思想批判；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適的歷史觀點批判；胡適的文學思想批判；胡適的哲學史觀點批判；胡適的文學史觀點批判；以及《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對歷來《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等方面。聯席會議並推定由郭沫若、茅盾、周揚、潘梓年、鄧拓、胡繩、老舍、邵荃麟、尹達等九人組成委員會，由郭沫若任主任。
於是，由對《紅樓夢》研究的批評討論而開始的對於胡適派的批判，就從文學藝術界擴大到哲學、歷史學、教育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幾乎整個社會科學領域。
這樣，又一場波及整個文化思想戰線的大批判運動，便聲勢浩大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了。
如果說，3年前開展的對於電影《武訓傳》和武訓其人的批判，還只是圍繞一個歷史人物和一部文藝作品；這一次由李、藍兩位青年人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而引發的對於整個胡適派各種思想觀點的批判，涉及的面實在是大大超過前一次批判。與此同時，前一次對於電影《武訓傳》和武訓其人的批判，固然也是有領導、有步驟的進行，不過相比之下，那次主要是在報刊上發表一些文章，多少顯得有點零星鬆散；而這一次對胡適派各種思想觀點的批判，則自上而下，層層開會佈置動員，顯得更有組織性和集體性。還有，從批判的時間來說，上一次批判運動前後持續也不過三個來月；這一次的時間，從1954年9月兩個“小人物”發起挑戰算起，到1955年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