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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不久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公開演出。劇中不但熱情謳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還透過一些生動細節表現了曹操儉樸的生活作風和人格品德。一時間,史學界文學界產生巨大反響,翦伯贊也發表《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站出來加以呼應。由此出現了討論“為曹操翻案”的熱潮。
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郭沫若為曹操作了系統的辯護。他肯定“曹操對於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有大的貢獻”,認為“曹操被後人魔鬼化了”,而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產生這種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別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歸之於正統觀念的統治”。他斷言:“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時,他是根據封建意識來評價三國人物,在他並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據他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來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們的意識不同了,真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了!羅貫中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就成了問題,因而《三國演義》的藝術真實性也就失掉了基礎。”其中心觀點是:“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員,在今天,要替他恢復名譽。”他引用了毛澤東於1957年發表的詞《浪淘沙·北戴河》,因為毛澤東在詞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寫道:“毛主席在寫詞時因種種客觀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東征烏桓,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認為曹操雖然鎮壓了黃巾軍,但卻承繼了黃巾軍的事業,平定烏桓是得到人民支援的反侵略戰爭……對曹操的殺人,他也辯解說:“當然曹操是殺過人的,不僅打仗要殺人,和他的法令相牴觸的人他也殺過。大家喜歡指責他殺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後人,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張,其實都是相當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說‘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文章最後,郭沫若提出不僅要替曹操翻案,還要替殷紂王、秦始皇翻案:“總之,我們今天要從新的觀點來追求歷史的真實性,替曹操翻案;而且還須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歷史人物,如殷紂王,如秦始皇,翻案。”
比起《為曹操翻案》這樣的學術文章,歷史劇《蔡文姬》(更透過演出面向廣大觀眾),就不僅在學術界,在知識分子中,更在廣大讀者觀眾中產生更大更深更遠的影響。由於郭沫若是創作歷史劇的高手,加之當時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出演,以著名女演員朱琳為首的演出班子十分強大,演出時的北京實可謂盛況空前,簡直是到了“人人爭唱‘十八拍’(實際是帶有崑曲味的劇終曲《重睹芳華》),到處談說蔡文姬”的地步。
《蔡文姬》一劇,說的是曹操從匈奴贖回蔡文姬的故事,劇中不可避免要寫曹操,但無論如何應該說蔡文姬是主角。郭沫若在為出版該劇作序中卻明確說道:“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因此,他在劇中寫曹操就用了濃重的筆墨,把曹操塑造成一個十分正面高大的形象。對於曹操鎮壓黃巾軍農民起義,郭沫若認為確是曹操的錯誤,但又說“曹操雖然打了黃巾,並沒有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而且,對曹操讓其子曹丕稱帝之事,郭沫若也認為:“曹丕稱帝后建元‘黃初’,這當然有五行說的含義,和譙縣出現過所謂黃龍有關,但和‘黃天當立’不也有一脈相通的氣息嗎?因此,我說‘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我們可以說他是承繼了黃巾運動’。”他還在劇中寫了曹操在準備起兵反董卓時曾和工人一起打刀。為此郭沫若也讚揚說:“我是特別重視這件事的。因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識分子就能夠重視體力勞動,實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請想想看吧,我們今天有些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在一年七八個月以前,不是都還在輕視體力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嗎?”作者還借劇中人之口反覆頌揚 “曹丞相愛兵如命,視民如傷。”“丞相去年遠征三郡烏桓,正是證明‘王者之師,天下無敵’。”“曹丞相的主張是‘天地間,人為貴’。”“如今‘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的時代,已經變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時代。”人們“應該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憂為憂,以天下之樂為樂’”。“曹丞相為人是滿好的。別人都說他很厲害,其實他非常平易近人。”“還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從來沒有罵過一次人,也從來沒有發過一次脾氣。”劇中還有一個場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邊縫補被面,一邊對曹操說:“這條被面真是經用呵。算來用了十年了,補補縫縫,已經打了好幾個大補丁。”曹操說:“補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實,夏天去了棉絮,當被單蓋,剛合適。”卞氏說:“你真會打算。”曹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