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第3/4頁)
不受約束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看來並非思想認識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甚而至於是一種有組織的反革命行為。他立即定性胡風以及和胡風通訊的一批人是一個“反黨集團”。
5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舒蕪整理的胡風給他的信件材料和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毛澤東為此寫了編者按，公開將胡風等人定性為“胡風反黨集團”。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胡風被立即逮捕。
接著，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報》又先後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和《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反黨集團”也最後又上升為“反革命集團”。胡風也就被打成十惡不赦的重大的既是歷史的又是現行的反革命。
共和國成立後不久的一個重大歷史錯案就這樣鑄成。
這個歷史錯案是毛澤東親自過問了的。 為此，這裡自然就有必要說一說郭沫若了，看看他在這次批判行動中是怎樣的表現和態度。
對於這一次由批判《紅樓夢》研究而發展為對胡適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再進而轉為“深挖”“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鬥爭，郭沫若不像前一次批判電影《武訓傳》和批判武訓那樣因為自己有過“錯誤”而背上包袱。他完全可以無所顧慮，輕裝上陣。不僅如此，這次運動的物件不但與他毫無關係，相反，對於胡適以至胡風，他原就印象不佳，對於批判他們，不存在思想轉彎的問題。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當然一開始就會知道這次批判運動是由誰倡導，由誰發動，由誰指揮的。更何況，這次批判運動的背景正是全國為實現國家在過渡時期總任務的重要時期，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這次批判運動，被視為對於全國人民的“文化動員”，無論是誰，即使對之認識不夠，理解不深，也都必須努力認識，加深理解，跑步跟上形勢。特別是，這次批判運動一開始就加強了組織的領導，層層開會佈置動員，郭沫若還在中國科學院和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上被推舉為領導整個批判運動的委員會主任，不管實際情況如何，至少名義上可謂前線總指揮。所以，無論從主客觀兩方面來說，他都必須積極參與批判運動，只能積極參與批判運動，樂於參與批判運動。
由於上述原因，郭沫若在毛澤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對以俞平伯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進行批判後，即對《光明日報》記者發表談話，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認為由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所引起的討論，“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
接著，他又在全國文聯主席團與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作題為《三點建議》的長篇發言。發言首先檢討了“我們的錯誤”，說“解放以來，我們雖然進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進行了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但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包含我自己在內，並沒有上升到能夠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我們懈怠了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放任了並助長了這種錯誤思想，甚至還成為了這種錯誤思想的俘虜。”
他還檢查“自己在思想鬥爭上的漠不關心”。說：“我要感謝領導著我們的黨，領導著我們的黨中央，適時地揭發了我們的錯誤，為我們撞響了警鐘，使我們在錯誤面前睜開了眼睛。”
接著發言從當前《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性質說起，說這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繼續開展”，提出“應該堅決地展開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應該廣泛地展開學術上的自由討論，提倡建設性的批評”，“應該加緊扶植新生力量”。
與此同時，他也用了一定篇幅批判了胡適的實驗主義的研究方法，闡述了歷代自由討論的風氣如何促進了學術的發展，指出批評應當做到“明辨是非，分清敵友，與人為善，言之有物”，並特別提醒培養新生力量必須“包含著愛護、教育、鍛鍊的過程”。
平心而論，郭沫若的這個“發言”，儘管是緊跟形勢，調子不低，但仍然比較平和。至少，總調子還是談學術思想領域中的鬥爭，而且也不乏與人為善的精神。
只是，隨著批判運動的逐步深入和升級，他的調門也跟著轉換，直至1955年5月25日，即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第二批材料》的次日，他就以文藝界學術界及人民代表的身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請依法處理胡風》的籲請，說什麼“胡風集團已不僅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而且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
並提出要求：“請依法逮捕胡風。”這樣一來，就使得專政機構逮捕胡風不但成為合法，而且好像是廣大人民和知識分子的一致要求。對於此著，由於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