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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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宣部召集關於《文藝報》“丁（玲）、陳（企霞）事件”的傳達報告時止，前後則持續了1 年零 4 個月，時間之長可謂空前。更重要的是，前一次批判，範圍相對明確，也比較穩定；這一次運動則真表現出邊運邊動的特點，範圍不斷擴大，運動步步深入，特別是在後一階段集中批判胡風問題，且進而成為“深挖”“胡風反革命陰謀集團”，完全成為了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而在這場鬥爭中，郭沫若吸取了前次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經驗教訓，很快自動找到自己的位置，進入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
這裡有必要簡單交代一下對於胡風的批判和“深挖”“胡風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鬥爭。
歷史的淵源和陳年舊賬可以上溯到20世紀30年代，此處顯然沒有這樣做的必要。
甚至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後不久胡風的文藝思想和其他一些同志存在的分歧，這裡也沒有必要贅述。
胡風是我國數得上的一位革命的文藝理論家，除此以外，他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和作家。這並不是說他的文藝思想文學觀點無可非議，絕對正確。他的有些看法無疑是可以商榷和討論的。事實上，早在1952年，就開始了對於他的文藝思想的批判，《文藝報》就發表了題為《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文章，調門就提得很高。胡風當然不服，而且此人脾氣很倔，不但不服，且實行大規模反攻，於1954年7月竟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長達30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被人們稱作“三十萬言書”，或“上書言事”）全面系統地申說了他對於文學藝術的思想觀點以及對於文藝工作的意見。這個時間幾乎是和兩個“小人物”的挑戰同時（略早半步），正好趕上毛澤東發起這次批判運動。諸多人為因素不去說它，時間是這樣緊緊地湊到了一起，等待胡風的是什麼就可想而知了。
在強大的批判氣流漩渦中，1955年1月13日，胡風很快寫出了《我的宣告》，表示檢討自己的錯誤，聲言自己給中央的《報告》“帶有很大主觀成分”，並表示歡迎對他進行批判。他沒有想到，此時檢討為時已晚，對他的批判鬥爭已經部署完畢。他是自己撞到槍口上的兔子，主動送過來的靶子，再好不過的反面教員，是不能被輕易放過去的。當時毛澤東已經決定把他的“三十萬言書”公開發表，讓大家批判。這確實顯出毛澤東本人的自信和魄力。
胡風畢竟是一個文人。他得知決定後，頗為驚慌，立刻找主管文藝的周揚，一方面承認錯誤，認識到自己是以小資產階級觀點來代替無產階級觀點，思想十分片面，並有個人英雄主義，以致發展到與黨所領導的文藝事業相對抗；與此同時，他表示希望，如果發表他的“三十萬言書”，最好讓他作些“修改”，並在前面附上他那篇檢查自己的《我的宣告》。他的意思是讓大家知道他已經承認錯誤。
這說明胡風畢竟是個文人，不只天真，而且迂腐！
在毛澤東看來，胡風既然伸出的手被抓住，要想縮回去，沒那麼便宜！
毛澤東的答覆是：不行。他明確指示：（一）這樣的宣告不能登載；（二）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裡躲藏起來。
據此，中央宣傳部立即向中央提交了《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報告》中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長時期內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因此必須加以批判。
《報告》當然很快被批准，批判胡風思想的運動於是就很快開展了起來。
不過直到此時，批判胡風的調子（更不用說對俞平伯等的批判），儘管上綱上得很高，已經表現了將文藝問題、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混淆起來並且在做法上也顯出簡單化的傾向，但還沒有把他視作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敵人。
不過這樣的時間不長。未過多久，事情就發生了連毛澤東本人也沒有料到的變化。
胡風問題一下子發生了性質的變化，完全變得面目全非了。
原來，到4月，胡風的老朋友舒蕪為了和胡風劃清界線，主動上交胡風在40年代就寫給他的一些信件。主管部門決定將這些信件由舒蕪整理分類，配合胡風自己送交的檢討《我的自我批判》，一併在《文藝報》上發表，用以證明胡風並未真正認識錯誤，還在企圖矇混過關，以便將對於胡風的批判再深入下去。誰知這批材料被毛澤東看到，他由此斷定胡風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