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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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為代表的革命力量空前壯大，形勢大好。奪取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解放全中國的前景已為時不遠。在這革命形勢發展的緊要關頭，如何抵制和克服革命隊伍內部滋長的驕傲自滿情緒，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這一年，正好是明王朝覆亡300週年，也是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以排山倒海之勢，推翻了統治中國長達近300年之久的朱明王朝的統治，建立起一個真正的農民政權大順王朝的300週年。但是，大順王朝歷史太短，剛剛建立（甚至可以說還未正式確立），就立即敗亡。李自成的皇帝寶座還未及坐熱，也立刻被清兵以倒海翻山之勢，趕至湖北九宮山命喪黃泉。對這一段讓人驚心動魄的歷史，對於每一個政黨和從事政治鬥爭的人，都是不能不重視的前車之鑑，都是決不可或忘的沉痛教訓。為此，趁此機會，重溫一下這段歷史，很好地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事情的發生，乃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週刊雜誌社等刊物決定組織發表一批紀念明亡300週年的文章，意在用此歷史教訓提醒全黨和全國人民，在勝利時務必保持清醒頭腦，不要犯驕傲自滿忘乎所以的歷史錯誤。

郭沫若應約很快寫出了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交《新華日報》（重慶）發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連載了4天。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史論結合的好文章，它既是一篇史學研究論文，又是一篇具有很大現實意義的作品。文章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觀點分析了明朝覆亡的原因，以很大的篇幅介紹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由勝利轉為失敗的過程。作者認為，明朝的覆亡絕非是一朝一夕造成的禍患，到了李自成登基時，內部已腐敗不堪，加之遍地災荒，而他自己卻又喜歡玩虛偽狡詐的手腕，做冠冕堂皇的文章，因而作者諷刺地稱他為“汲汲要譽的專家”。在這樣的“專家”治下，面對那樣紛繁複雜的問題，他能不玩完嗎？

然而，在郭沫若看來，對於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說來，他的起如風起雲湧，敗如風捲殘雲，也有其必然原因。李自成本人確算得是位英雄，“他不好酒色，不飲酒，不貪財利，而且十分素樸”；他不但武藝高超，而且治軍嚴明。但是，當他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取得巨大的軍事勝利之後，也就在凱歌聲中滋生了驕傲情緒，真正是忘乎所以了。作者寫道：“在過短的時間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裡去了。”而起義軍的失敗也就由此開始。

似乎更值得一提的是，《甲申三百年祭》對於作為知識分子的李巖在起義軍中所起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評價。文章用較大篇幅考證了李巖其人，對其事蹟作了詳細徵引。郭沫若認為，李巖的加入起義軍，對起義軍的發展壯大及軍紀軍風的改變帶來了重大轉機，對起義軍能夠攻下京城，實在是個大功臣。而在起義軍攻下北京之後，李巖又是“在過分的勝利陶醉中”仍能保持清醒頭腦、具有遠見卓識的難得的一兩個人之一。可惜的是，他的意見並不為李自成所重視，所採納，相反對他產生猜忌，過早地將他殺戮。為此，郭沫若沉痛地說了下面一段話：

這無論怎麼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人物，而從李巖方面來看，悲劇的意義尤其深刻。假使初進北京城時，自成聽了李巖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於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又假使李巖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以李巖的深得民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民解放的戰鬥轉化而為對異族侵略的戰爭。假使形成了那樣的局勢，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而在潼關失守之後也決不敢勞師窮追，使自成陷於絕地。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民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異族所牢制的命運了嗎？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民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不是夠深刻的。

這樣的分析，雖然有些立於假設，且又是對於歷史的回顧，但是，分析確鑿，有理有據，對於後人不啻為振聾發聵之論。

歷來事實說明，知識分子在革命鬥爭中由於其自身的特點，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毛澤東自己也說過：“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