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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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可惜的是，革命隊伍中許多人並不能認識這一簡單而又明白的道理。而歷史上各次農民運動和起義，由於其自身的侷限，就更談不上把這一問題放到應有的高度來認識。因此，許多知識分子在革命過程中或是得不到發揮自己才能的機會，或是一改當初滿懷報效的壯志而碌碌一生，有的甚或被自己投身的隊伍所加害，成為不必要的犧牲。這無論對知識分子或革命隊伍來說，以至對民族和歷史來說，都實在是一幕幕悲劇。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能夠把這一問題提出來，並且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除了他自己就是知識分子，更主要的是他能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分析問題和思考問題，不能不說是對當時正在進行的革命敲響一記警鐘。
《甲申三百年祭》的發表在當時引起強烈的反響，還因為它對歷來視農民起義為“流寇”、“盜賊”等種種帶有誣衊和誹謗性的看法，給予了有力的糾正和反擊。
過去一些站在統治階級立場的學者，總是視李自成這樣的農民起義領袖為“盜寇”，為“流賊”，說他們都是“鼠竊狗偷”之輩。郭沫若則對這樣一些“傳統”、“正統”的腐朽觀念置於不顧，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對李自成為人、品質等做出客觀的社會的分析，甚至指出他與張獻忠等一些人有所不同，表明李自成的起事，決不是什麼“痞子運動”，而是各種社會力量和社會矛盾交相作用的結果。文章中表現出的政治傾向、思想感情，對於當時一些學者，更不用說一些政界人士來說，都幾乎是新穎獨到，聞所未聞的。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刊出後，國民黨方面十分震驚，一些大員指責作者“為匪張目”。郭沫若即理直氣壯地說：“我郭沫若就是要為‘匪’張目嘛！”《中央日報》還專門為此發表了一篇題為《糾正一種偏向》的社論，說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表示不能“聽其謬種流傳”，要“共同糾正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鬆。”
然而，在共產黨為代表的革命力量方面，對於《甲申三百年祭》則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讚揚。延安《解放日報》即於4月18日和19日兩天全文連載了這篇文章，並加發了編者按語，稱讚它“充滿了愛國愛民的熱情”。中共中央宣傳部和軍委總政治部還專門印發了此文，併發出聯合通知，要求全黨全軍認真學習這篇文章。
通知說：
（《甲申三百年祭》）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全黨，首先是高階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衝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甲申三百年祭》更得到毛澤東本人的肯定和熱情讚揚。
毛澤東對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視，對其領導的農民起義有過高度的評價。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義。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為例，開導紅軍將士避免犯“流寇主義”的錯誤。1938年，在一次關於保衛工作的講話中，他談起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說我們歷來的造反領袖，後來都腐化了，做了皇帝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終都是好的，老百姓都稱讚他，因為他代表農民利益向地主階級造反。他還說過：“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特別是來到陝北後，毛澤東對李自成的事蹟表現得更為關心。陝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鄉。當地有位名李健侯的人寫了一部歷史章回小說《永昌演義》（1926），毛澤東於1942年見到這部書的手抄本，表現了很大的興趣，認真地把它讀完。當然，這是一本寫作比較粗糙，思想認識也比較淺薄的作品，毛澤東對其評價不可能很高。在毛澤東看來，對待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不能把起義領袖的人格品德與起義事件本身的階級鬥爭意義割裂開來，不能把李自成單單寫成一個品德方面的英雄，要表現階級鬥爭推動歷史進步的主題思想，挖掘起義所蘊含的歷史意義。
而這部《永昌演義》是遠沒有達到這一高度的。現在，他讀到郭沫若關於李自成的文章，而這篇文章卻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李自成起義，他當然格外興奮，格外重視。
就在讀了《甲申三百年祭》後不久的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階幹部會議上作的《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特別提到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他說：
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