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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卻仍然尖銳地指出這頭醒獅其實和過去一樣還在“倒懸”著哩！
事實就是這樣明顯地擺著，待在家鄉，浪費青春，是不行了。是時候了，走出四川，走出夔門，到更廣闊的天地去發展，以自己的一腔熱血為祖國譜寫最新最美的樂章，正其時矣！
就這樣，這個沙灣小鎮上的娃兒，義無反顧地告別家鄉，按他大哥的指引，出國門，到日本，去留學，闖世界，儘管迎接他的會是各種各樣的挑戰，但是一條更廣的人生路已擺在他面前。他沒有別的選擇了！
●三、新青年·新時代·新潮流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裡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青年學生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意義重大，影響深廣。廣大青年學生上街遊行，宣傳動員，高喊口號，開了青年學子游行示威的先河，為貫穿20世紀的青年學生愛國運動做出了歷史性的表率。運動的起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賣國政府喪權辱國的表現，引起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極大憤怒和反對。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他們不能坐視不管；他們要求作為民國主人發出自己的聲音。
“五四”青年學生運動之前，新文化運動實際已經濫觴。以高張“民主”、“科學”兩大旗幟的《新青年》的創刊起算，應該從1915年開始。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青年學生愛國運動，實際上是新文化運動思想醞釀輿論準備的結果。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或合稱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創了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運動的新局面。可以說，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還處在愚昧殘酷的封建專制的暗夜裡。自此而後，中國才有了一系列前赴後繼的革命和鬥爭；經過它的洗禮，才在這些革命和鬥爭中湧現出無數各種各樣的人物。因此，怎樣高地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都不為過！
毛澤東和郭沫若自然也不例外。
不過，具體而言，正當五四運動處在高潮時，他們兩人恰好又都不在北京，不在運動的漩渦中心。
毛澤東到北京的時間是1918年8月，雖然在北京大學接觸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和闖將，結識了一些新進人物，感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氣氛和薰染，但到1919年3月，即在五四青年學生愛國流行運動前夜，他因參與組織留法學生勤工儉學運動離開北京到了上海。自然，他未能投身北京的學生運動，但他參與組織的中國學生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和五四青年學生愛國運動的總方向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說是青年愛國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後來的革命實踐證明，許多學生出國學習取經，也是為了探索救國求民的道理和途徑。毛澤東自己沒有出國，1919年4月6日，他在送走留法學生之後即回到了長沙。在長沙，傳來五四運動爆發的訊息，他在長沙積極響應，聯絡同志打起“毋忘國恥，誓死反抗”的標語，在當地立即掀起愛國熱潮。接著又發動一系列活動，如創辦《湘江評論》等，開展“驅張”（驅逐坐鎮湘省的皖系軍閥張敬堯）運動，創辦文化書社，建立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等，為參加建立中國共產黨做準備。這一切，充分表明他一直是站在新時代新潮流的最前列。
比較起毛澤東，此時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學。他是1914年抵達日本的，在東京高等預科學習之後，開始是學醫，因生理缺陷（兩耳重聽），改而從文。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他正處在苦悶探索的亢奮期。生活在日本的郭沫若，對民族歧視民族壓迫的深刻感受， 曾說自己當時“在日本留學，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與此同時，國內傳來民情波動的訊息，加在一起，使他情緒更難以抑制。此時的他，不僅想借文學為突破口，寫作出奔騰呼號的作品，也和許多愛國留學生一道採取一些實際行動，積極響應國內愛國風暴。突出的表現就是“五四”剛過的6月，他和同學組織了一個愛國團體“夏社”主要活動就是廣為蒐集日本報刊上的侵略中國的言論，然後譯成中文刻印出來寄往國內，以激起國人反帝愛國的熱情。在“五四”時代氣氛和精神的激發感召下，他的創作熱情如同火山一般噴突出來，在1919年冬和1920年上半年，出現了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他後來回憶說：說來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詩的工廠一樣，詩一有銷路，詩的生產便愈加旺盛起來。在1919年與1920年之交的幾個月間，我幾乎每天都在詩的陶醉裡，每每有詩的發作襲來就好像生了熱病一樣，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筆來戰顫著有時候寫不成字。（《創造十年》）這是郭沫若詩歌創作的黃金時代，許多不朽的名篇，如《鳳凰涅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