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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我的母親！》、《天狗》、《爐中煤》、《光海》等，都是這時寫成的。
就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也是毛澤東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會議的同時，即1921年夏，郭沫若和幾位思想愛好共同一致的夥伴，在日本組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學社團“創造社”，為自己獻身的文學事業同時也是革命事業，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時至此刻，毛澤東和郭沫若，一個韶山沖裡的伢子，一個沙灣鎮上的娃兒，透過各自的途徑和通道，都成長為新時代的新青年，都正積極投入時代的潮流，為革命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不過他們至此還互不相識，天各一方，沒有任何交往。
他們還在等待時間和機會，在歷史的重要關頭匯合握手。
有一種說法是，五四時期郭沫若和毛澤東即雖說不上開始交往卻已有過接觸。具體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候，日俄戰爭爆發，他參加驅俄義勇隊跑回國來，寫詩明志，跑回來一看國內沒什麼動靜，他就在北京轉悠。楊昌濟是日本留學監理，郭沫若就去楊家玩。楊家有一個年輕人來給他開門，開門之後默默就走了。待郭沫若和楊昌濟談話結束，這個年輕人好像聽到一樣，又趕快跑來開門，送郭出來，一句話都不講。郭沫若說月亮之下，覺得那個人個子高高的，留著長頭髮。
後來郭沫若回憶說，那時候眼真拙啊，原來給他開門的人就是中共領袖毛潤之啊。這就是郭沫若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
還有一種說法是，大革命時期郭沫若積極參與北伐，一下就官至國民革命軍行營政治部主任。這時也跟毛潤之有一面之緣。郭沫若回憶說有一天毛潤之來要見張發奎，來到政治部，郭沫若就問“咦，你是毛潤之吧？”毛澤東當時是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其實那個時候算是我（郭沫若）的上司了，但是我是蔣介石的秘書。要見張發奎啊，“好，我就寫介紹信吧。”毛澤東就拿著總司令秘書的介紹信去找張發奎。張發奎在睡午覺，護兵就問有名片沒有？毛部長說沒有，只有一個介紹信。“介紹信放這吧，張長官在睡覺。”張發奎醒來，看到介紹信，“哎，中央領導來了，還拿了總司令秘書的介紹信，趕緊出來迎接。”
以上說法，乍聽起來，好像有鼻子有眼，頗為有聲有色，可惜並無根據，而且認真考察就會發現與事實嚴重相悖。以第一種說法看，首先，日俄戰爭是日本與沙皇俄國為了侵佔中國東北和朝鮮，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進行的一場帝國主義戰爭。戰爭時間是1904—1905年間，以沙皇俄國的失敗告終。此時無論是毛澤東或郭沫若都還沒有離開家鄉，郭沫若是1913年才初出夔門，而毛澤東是1918年才走出湘省來到北京的。早在十幾年前的日俄戰爭時，毛、郭怎能在北京見面，毛澤東為郭沫若開門更是從何談起？其次，郭沫若在留學日本期間，確曾因愛國抗日返回國內一次，那是1915年5月間，因日本逼迫中國政府簽訂“二十一條”，出於憤怒，一些留日學生回到上海，數日後即返回日本。郭沫若既未去北京，毛澤東此時也未到北京，在楊家開門見面之事豈不也是子虛烏有嗎？
再以第二種說法看，郭沫若在廣州投身革命參加北伐，一開始被任命為政治部宣傳科長，旋於大軍出征之後才任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即便在廣州時郭沫若是政治部主任，身為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的毛澤東要見張發奎，也不至於要到政治部找郭沫若開介紹信。這應該是基本規矩和基本常識。至於毛澤東到張發奎駐地要見張，張因睡覺未見，更是天馬行空，信口開河。時張發奎雖為第四軍第12師師長，軍營重地，北伐在即，也不至於如此擺架子，耍大牌。這樣描述，頗像說書，生動倒也生動，只不過僅能讓人一樂，實不足信。
第二章 交往的開始
●一、中國的“莫斯科”
“真的，在那時，無論是贊成或反對，誰不把廣州當成了莫斯科呢？”
這是郭沫若對於1925年“五卅”運動前後的時局和人心的一種描述和看法。
其實，又何嘗只是郭沫若這樣看，當時的人們，尤其是一些有著革命要求的青年也這樣看。
在反動的軍閥勢力以北京作為大本營，頑固地盤據著中國廣大的土地的時候，北京知識界和青年們就都持有一個同樣的看法：光明的南方，黑暗的北方。這“南方”，就是指以廣州為中心的南中國。
說廣州是中國的“莫斯科”，當然不是指它的文化氛圍或城市歷史、城市地位。
那時，莫斯科已經是年輕的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