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作者:[中]張潔宇

第32部分 (第3/4頁)

看出真正的王羲之的筆法精神。

應該說，這些質疑並未觸及到問題的核心。

直到清代晚期，先是咸豐年間的趙之謙隱隱約約地提出了對《蘭亭序》帖作者的懷疑。他是話中有話，說：

重二王（王羲之、王獻之）書，始唐太宗。今太宗御書碑具在，以印證世上二王書無少異。謂太宗書即二王，可也。要知當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於迎合。遂令數百年書家尊為鼻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而後人千萬眼孔，竟受此一片塵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論實千載萬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達（元）言：“書以唐人為極。二王書，非唐人摹勒，變不足貴。”與餘意異而同。

這段話說得曲曲折折，什麼“謂太宗書即二王，可也”；什麼“數百年書家尊為鼻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而後人千萬眼孔，竟受此一片塵沙所眯”；什麼“此論實千載萬世莫敢出口者”，無非是說《蘭亭序》的作者問題，實在是值得懷疑和商量的。謂“數百年書家尊為鼻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是告訴人們從《蘭亭序》帖中是看不到王羲之的“本來面目”的，這豈不是明明白白地說《蘭亭序》帖的作者不會是王羲之嗎？

而到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廣東順德出了個李文田，他比趙之謙就更勇敢、更直截了當，根本不顧世俗之見和千年定論，直白地指出《蘭亭序》實非王羲之所作。

李文田是在為別人（端方）收藏的《定武蘭亭》寫跋文時，發表出自己的這一看法的。他對《蘭亭序》帖提出了幾點懷疑，最後的結論是連《蘭亭序》文章都不一定是王羲之寫的。因此，“文尚難信，何有於字？”

這一問頗為有力，因而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王羲之是《蘭亭序》帖的作者。

他的話不算很長，不妨全文錄在下面：

唐人稱《蘭亭》自劉《隋唐佳話》始矣。嗣此，何延之撰《蘭亭記》，述蕭翼賺《蘭亭》事，如目睹。今此記在《太平廣記》中。第鄙意以為：《定武石刻》未必晉人書，以今所見晉碑，皆未能有此一種筆意；此南朝梁陳以後之跡也。按《世說新語·企羨篇》劉孝標註引王右軍此文，稱為《臨河序》，今無其題目，則唐以後所見之《蘭亭》，非梁以前之《蘭亭》也。可疑一也。《世說》雲人以右軍《蘭亭》擬石季倫《金谷》，右軍甚有欣色。是序文字擬《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與《世說》注所引《臨河序》篇幅相應。而《定武本》自“人之相與”以下多無數字。此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不知其與《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謂《世說》注所引或經刪節，原不能比照右軍文集之詳，然“錄其所述”之下，《世說》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此又其與右軍本集不相應之一確證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則梁以前之《蘭亭》與唐以後之《蘭亭》，文尚難信，何有於字！且古稱右軍善書，曰“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曰“銀鉤鐵畫”，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苟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相近而後可。以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後體也。然則《定武》雖佳，蓋足以與昭陵諸碑伯仲而已，隋唐間佳書，不必右軍筆也。往讀汪容甫先生《述學》有此帖跋語，今始見此帖，亦足以驚心動魄。然予跋足以助趙文學之論，惜諸君不見我也。

依李文田的看法，《蘭亭序》帖，毫無疑問是一篇“佳書”，觀之足令人驚心動魄，但不會是王羲之所書。他從“筆法”以及原文上推理立論，最後得出“文尚難信，何有於字”的結論。這一下就觸及了問題的本質，把過去人們的質疑導向到完全的否定。把過去“千載萬世莫敢出口”的話變而為明明白白的話說出。這在當時的封建社會，實在是大膽的驚人之語。

然而，李文田發表的誠然是大膽高論，但在當時和以後並沒有引起多大反響。人們仍舊習慣遵循長期傳下來的看法，還一直照老樣尊《蘭亭序》帖為書聖王羲之的大作，不敢有絲毫的怠慢。

這樣的局面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郭沫若重新發難，提出對《蘭亭序》帖作者問題的質疑，挑起了新的一輪爭論，在書法界、歷史學界以至整個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

郭沫若挑起這一問題的爭論，是由南京出土了幾種東晉時代的墓誌引起的。

1965年，南京新民門外人台山地區出土了東晉時代的《王興之夫婦墓誌》和《謝鯤墓誌》等，引起了作為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同時又是書法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