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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壇要員。張謇當時為運動立憲而奔走呼號，急欲爭取得到袁世凱的支援。
於是，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堅冰。張謇寫信給袁世凱，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憲”。袁世凱也及時回信，雖雲尚需時日，但“願為前驅”。
不想朝廷對袁世凱如此猜疑。張謇思來想去，認為暫時不宜與袁世凱直接接觸，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二人只透過書信來往，並不外露已經聯絡的事情，一在朝一在野，同聲呼籲立憲，效果應該更好。
思慮已定，張謇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覺得心情暢快了許多。有了慈禧的支援，鈔票發行權基本上是沒有問題了。而順勢給陳文強請了賞賜，則是意外收穫。在他想來，陳文強既已經在上海建立基業，被爭取到立憲派中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年輕有為的俊才，聲望日高，正可以成為他的助力，或者是接過他的立憲大旗的接班人。
……………。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曾闡述了一個定律：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
通俗地講，托克維爾定律其實就是一種“鬆動崩潰論”，它否定的是傳統智慧所說的“殘暴崩潰論”。也就是說，在君主殘暴時通常不會崩潰，在鬆動時反倒崩潰了。它的道理就在於專制殘暴的時候，人們往往沒有能力進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勝利的曙光；一旦君主專制出現鬆動，一方面自由行動給人們帶來了革命的機會；另一方面，手銬被打碎，就會使得腳鐐的存在變得更無法容忍。
據陳文強所知，有兩個案例，即蘇聯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可以印證托克維爾定律。兩個政權都是在政治鬆動和力圖改革時，導致的全面崩潰。所以，他與別人的思路是不同的，並不認為滿清的立憲和改革是對革命的削弱，反倒認為這是給革命提供的機會。（未完待續。）
第八十八章 革命的具體和細節
當然，如果把革命的涵義擴充套件成推翻和建設兩個階段，就會得出與陳文強相似的判斷。那就是：立憲派可能會轉變成革命的同盟軍；立憲派的壯大對於國家建設是有益的；在中國這個宗法社會，立憲派是維持地方的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而這個判斷又有個前提，那就是要在立憲派中區分出憲政派和保皇派。雖然在目前看來，似乎二者是合而為一的。但隨著形勢的發展，以謀求更多政治利益為目標的工商人士與鄉紳組成的憲政派，和死硬的滿漢官僚組成的保皇派的分裂卻是不可避免的。
用旁觀者清來形容陳文強是很恰當的。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浮躁與狂熱齊飛，不安與騷動共舞。能夠冷靜思考，並意識到推翻滿清只是國家有可能強盛、崛起的開始，要解決的問題既多又難的，恐怕只有對革命不夠激情、樂觀的陳文強了。
“到現在為止，我賺的錢已經很多了，花出去的也不少，可也只改變了很少人的生活狀況。”陳文強感慨又無奈地連連搖頭，“上海，只是一個上海，在中國地圖上只是那麼一小塊，而要使這裡的民眾活得象個樣子，我都力所不及。再想想全國各地的民眾，你覺得要花多少錢才能讓他們有衣有食，怎樣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讓他們擺脫貧困？只要革命一成功，這些問題便能迎刃而解嗎？”
“革命是勢在必行的，這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宋教仁停頓了一下，說道：“如果大環境不改變，花多少錢也不會有大的效果，更不要說施行和落實好的政策法律了。”
“我不是說不革命，而是說要考慮得具體些。”陳文強微微皺起眉頭，說道：“把事情設想得過於簡單，困難估計得過於輕鬆，顯然是有害無益的。慷慨激昂的口號是容易喊的，可具體的解決辦法呢，現在看來是很空洞、不切實際的。復興會要體現出自身的成熟和先進，看問題的目光長遠，就不妨在細節上多下功夫。”
“文強，你說得再詳細一些。”蔡元培在旁說道。
華興會起事失敗後，黃興、宋教仁率大批成員逃至上海，準備赴日避難。透過章士釗和蔡元培，黃、宋等人與復興會進行了接觸。爭執、辯論是不可避免的，有轉變思想的，也有固執己見的，華興會成立時間太短，顯然還談不上組織嚴密、思想統一。
沒錯，宋教仁便是轉入復興會，並留在上海的原華興會中的一員。而這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