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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似乎鬆了口氣，轉而問道：“上海冒出的陳文強，風頭很盛啊，汝與他可有交往？他又是怎樣一個人？”
“回太后，微臣與陳文強有交往，依微臣觀之，其遊歷西洋求學，所知所得之科學在某些方面抑或已超過洋人。”張謇啟奏道：“又兼其天資聰穎，奇思妙想層出不窮，若論對洋務之嫻熟，微臣未見國內能及之者。盧家灣建設日新月異，建廠通電，情景比之租界亦不遜色。”
“那他的政治傾向於哪一邊呢？”慈禧不放心地問道。
“微臣愚見，擁有龐大產業者，多數都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害怕動亂、力求安定……”張謇以己度人，說著自己的判斷。
工商界的經營者，為什麼多是立憲派，其實正是張謇所說的理由。因為，社會安定正是他們的事業能否發展，是否會遭到破壞的首要條件。所以，他們希望改革，但更希望這種改革能儘可能地平穩過渡。
“既是洋務嫻熟，又幹出了幾件令洋人都讚佩的大事，朝廷欲成立農工商部，可否任其為官哪？”
“微臣以為朝廷可先嘉獎之，再看他是否願意入朝為官。”張謇沉吟著說道：“其所發明的新藥能救千萬人生命，國際上極為讚譽。聽聞瑞典有一獎項曰諾貝爾獎，十分尊貴崇高，亦欲頒授給他。對此等振我國家聲名，揚我國人志氣的人才，朝廷應不吝褒獎，方顯圖新改革之誠。”
“汝說得也有道理。”慈禧點了點頭，“這個陳文強倒是爭氣，讓洋人不敢笑我大清無人。嗯，你回去告訴他，讓他忠良勤政，多為朝廷出力分憂。這高官厚祿，朝廷是少不了他的。”
“是，微臣記下了。”張謇恭謹地答道。
洋務運動後，清廷已意識到工商業是強國之本；庚子事變後，慈禧太后也意識到，提振國勢挽回人心，非選擇變法道路不可，於是宣佈實施新政，內容包括辦新學、練新軍等。
但實施新政便要花錢，苦於財政應付庚子賠款導致經費缺乏的滿清朝廷當然十分窘迫。於是，捐官便成了一個資金來源，不僅對國內商人，而且對對華僑僑商的態度也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開始鼓勵他們回國投資公益事業和發展實業。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召見從南洋蘇門答臘島前來的華僑商人張榕軒，任之官職，希望能帶動華商回國投資，並且捐資輸血支援朝廷的新政。
而商人們也樂於透過捐納巨資，獲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比如張榕軒，用金錢開路，官職也是一升再升，初授福建同知，繼升花翎三品銜、江西補用知府，直至花翎二品頂戴、廣西儘先補用道。
不可否認，這一時期滿清的改弦更張對工商人士，以及海外的華僑華人是有好處的。比如清廷在南洋設立領事館，開始注意保護當地華人的利益；對商人也放寬政策，由國內商人和僑商承攬的滬寧、滬杭、潮汕等鐵路，都建成通車。
但新政由於官員腐敗，保守勢力阻礙，最主要是資金匱乏，而有所反覆。而施行新政的成本無疑又攤派到稅賦中，又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形成了越是改革，百姓怨氣越大的惡性迴圈。相反，“新政”倒是為革命者準備了可資發動的基本力量——新軍與新式知識分子，預備立憲期間關於民權思想的公開宣傳與歷次國會請願運動的實踐，更為民國的建立提供了條件。
再加上歷史欠賬太多，上百年來旗人的特權，對漢人的欺壓，實質上立憲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滿清貴族以最大的誠意，以最有勇氣、魄力的放權，形成實際上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治體系，才有那麼一點點希望。但——這是不可能的。
結束了覲見，張謇走出了頤和園，坐上馬車前往住處。一路上，他都是若有所思，表情也不斷變幻。
此次入京覲見，一來是奉召；二來是為了馬上要建立的合資銀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請鈔票發行權；第三個目的則有些不好訴諸於外。經慈禧一問，張謇更猶豫著是否要繼續按照自己原來的想法行事了。
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凱與末代狀元張謇曾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糾葛，在名義上，張謇還可以稱為袁世凱的老師。直到在一八八四年，袁世凱轉而投靠政治大鱷李鴻章後，“露才揚己”，毫不避忌。致使舊主吳長慶難堪，恩師張謇氣絕！為此，張謇寫下絕交信，從此割席。師徒二人從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來京之前，張謇曾給袁世凱去信，主動要求復交，這在當時需要有很大的勇氣，而這種勇氣來自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因袁世凱已今非昔比，不再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營務處管帶副營，而是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