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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意外，從歷史上他能頂住一些留日學生罵他賣黨交結官吏，拒絕日本當局的重金收買，以民族大義為重，毅然把自己縝密考證所寫的《間島問題》一書提供給清政府，使日方製造的謊言和偽證難以成立，被迫放棄侵吞陰謀，便可以看出宋教仁在國家利益、民族大義方面，有著超越常人的理解。
同時，宋教仁對清廷搞立憲也有精僻的看法，和獨到的意見。他認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憲，因為立憲國家的一個基本要求——國民權利義務平等——是清廷無法做到的。清朝定製，漢人都要繳納地丁糧，而滿人非但沒有納稅負擔，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糧供養他們，這怎麼能做到義務平等呢？清朝的另一個定製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滿漢平均，有的部門甚至為全部為滿人所操縱，而全國人口滿人只佔漢人二百分之一，這怎麼能做到權利平等呢？
而宋教仁不僅學識好，在革命中還是個身體力行者，這讓蔡元培、章士釗自嘆弗如，視其為可頂替自己，並會比自己幹得更好的復興會領導核心的人選。特別是宋教仁的某些思想理論與陳文強倒有相近之處，更讓蔡元培等人堅信宋、陳二人在以後的配合工作中會比較默契。
事實上，就在陳文強在南洋各地訪問遊歷時，宋教仁已經是作為接班人在進行培養，接觸到了復興會更多的資料檔案，以及一些核心機密。等到陳文強回到上海，得到蔡元培的推薦告知後，他又秘密觀察了一番，終於同意了蔡元培、章士釗的建議，接納宋教仁為復興會新的領導核心的成員。
至此，陳文強才以真正的身份與宋教仁會面，宋教仁也終於知道了復興會二號人物“孫威”乃是在科學和工商領域風頭越來越盛的陳文強。
可惜的是，在陳文強不在上海這段時間裡，復興會雖有擴大，但也有令人遺憾之事。比如黃興決定暫時保持華興會的獨立性，已經率部分華興會成員避難日本；陶成章則仇滿之心既深且固，欲與江浙同鄉另立革命團體，但與復興會則願採取聯盟合作。
“反滿排滿”這個口號太簡單了，雖然很能激起漢人義憤，很能鼓動起革命風暴，但後遺症也是很大。象復興會這樣，把“反滿排滿”定義為“排滿者，排其皇室貴族也，排其腐敗無能官吏也，排其殘暴苛民之士兵。若夫列為編氓，從事百業，相從牧耕，是滿人者則豈欲事刃其腹哉？”同時，復興會還把以強權凌鑠百姓的漢人官吏列入反對目標之中，“為專制政府之爪牙，刮取民脂民膏以自肥，殘苛待民以為晉身之階，暴橫或更勝滿人，實該殺也”。
顯然，相對於復興會的理智，陶成章提倡“為我仇者，不僅滿帝一人，凡滿洲人皆為我仇也”，則已經在“反滿排滿”問題上走得太遠了。
志同道不合，即便現在勉強加入，日後的分裂也是可以預見的。所以，陳文強聽了蔡元培的講述，雖覺有些遺憾，卻也沒有太大的失落。而對宋教仁，陳文強則覺得可能是自己最得力的臂助。
“說得更詳細一些，就是希望復興會能打造出一位有關革命理論方面的權威、導師，或者組成一個寫作班子寫出一本涵蓋了憲法、憲政、法律條文等在內，一個民主國家應該具有的大多特徵的理論性書籍。”陳文強思索著緩緩說道：“到目前為止，對於革命者來說，大部分都缺乏一個系統的認識，只是停留在膚淺的階段，先幹了再說，更是一種通病……”
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佈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
而陳文強卻要反其道而行之，首先在世人面前描繪出了一個憲政國家的形象，指出建立憲政國家的大概方案。並且將把這個憲政國家要採取的針對社會各階層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一一列舉出來，針對商人的有《商法》，針對工人的有《勞動法》，針對農民的有《土地法》，針對士兵的有《兵役法》，針對學生的有《教育法》………
“說到底，革命是要改變不公、黑暗的現狀，並且對大多數人都將是有益的，這便是我要向世人闡述的主要內容。”陳文強講解完畢，總結道：“我覺得，只這樣清楚明白地讓別人瞭解革命是關係到自身的好事，社會各階層的人們才會對我們要進行的革命放心，才會支援並擁護我們的革命行動。”
“這恐怕是一個相當潔繁的工作。”蔡元培思索著說道：“而且將是一個需要不斷修改完善的過程，沒有幾年的工夫——”
“世界各國有很多成法可以借鑑參考，我倒覺得困難之處是在如何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陳文強淡淡一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