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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1日。一心想要扭轉頹勢的光緒皇帝主持的戊戌變法正式開始,這是清政府最後一次挽救國運的努力。短短百天內,光緒和他信重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就頒佈了數十條變法詔令,其中牽涉到編練新軍、興辦實業、鼓勵發明等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一時間中國這隻睡獅,似乎有了那麼點猛醒的樣子。國內的有識之士無不翹首企望,希望他們心目中的明君光緒,能為中國再造一個盛世中興的氣象。
然而積重難返的滿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會的末期,已經不可能像明治維新的日本一樣輕易擺脫那太過沉重的歷史包袱。上有積威數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閉目塞聽的守舊官僚,下有民智未開的無知百姓。漫說光緒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著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華,面對著這無奈到了極點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聲長嘆罷了。更何況,他只不過是個徒有熱情,卻既無治國的實際經驗,又無可依靠的班底的空殼子皇帝呢。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緒皇帝就翻身落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變法在史書上,就被後世人取了個別名“百日維新”。一場變法強國的春夢,終究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這件事的直接影響,一是讓本來已經保守到了極點的風氣更趨保守,中國的國運也向著背離世界大勢的方向加速滑落。二是慈禧也對這個忤逆的乾兒子光緒深惡痛絕,連將他握在手中當傀儡來耍的念頭都完全斷絕了。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慈禧太后立端親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準備廢黜被幽禁在瀛臺的光緒另立新帝,史稱“已亥交儲”。但是讓那個慈禧始料未及的是,這個決定竟然引起了中外輿論的一致強烈反對——洋人同情較為開明的光緒皇帝,各國公使對立儲一事冷眼相對,一個去道賀的都沒有;而在國人中間,更是掀起了軒然大波。
無論如何,光緒畢竟是大清帝國的皇帝,象徵著皇家的光榮和尊貴。而且他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總還是個肯做事的皇帝,這點比起那些因循守舊的官僚們更是難能可貴。並無失德之處而要被篡廢,不管是革新派還是一般百姓都是為之抱不平的。於是,民間對慈禧太后乃至整個滿清官僚體系的不滿,就在這一刻集中爆發了出來。
率先義無反顧地站出來的,是一位叫做經元善的老叟。
經元善,字蓮珊,號剡溪聾叟,是上海著名的富商,熱心於洋務和公益慈善事業,對民族企業尤為支援。當時由江蘇、浙江、福建至廣東的電報線路架設工程缺錢上馬,需要吸納民間資金,主持此事的盛宣懷找到經元善想辦法,他當即痛快承諾,並和謝家福、鄭觀應聯合組織35萬兩白銀投入。以此功績,經元善被李鴻章任命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從此與電報有了不解之緣,擔任此職長達十八年之久,把上海電報局經營得風生水起,好不興旺。對於維新變法,經元善是舉雙手贊成,並且身體力行,積極在上海實行新政。
慈禧改儲的訊息傳來,同情光緒的經元善大為震驚。他當即向老上司盛宣懷去電,希望盛能和他一起上書,諫阻此事。可是讓經元善大失所望的是,早已將時局看得通透的盛宣懷只回了他一封9個字的簡短電報:“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
怎麼辦?是大聲疾呼,還是蠅營狗苟?雖然出身商界,但他畢竟是飽受儒家教育的知識分子。在憂憤之下,經元善骨子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熱情被猛地激發了出來。
中國知識分子的激烈手段,不外乎伏闕上書之類。遠有海瑞給嘉靖的直言上疏,震驚海內;近有康有為,聯合了十八省三千多位舉人公車上書。從方式而論,這些上書皆是手書奏摺,遞送入朝,無論海瑞還是康有為,均概莫能外。
但經元善卻發古人所未發,開創了中國政治史上前所未見的手段——通電上書。
已亥交儲之時,他身在上海,無法立刻趕到京城。勸說盛宣懷未果之後,經元善便利用自己在上海商界和電報局的影響力,奔走呼號,串聯了紳商名流與新黨官員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黃炎培這樣的大人物——大家“公湊電資”,經元善以上海電報總辦的名義,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全國發出了這樣一封振聾發聵的著名電報: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電旨,滬上人心沸騰,探聞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務求王爺、中堂大人公忠體國,奏請皇上力疾臨御,忽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憂勤,下以弭中外之反側。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到這一封電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