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電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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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之線，其電報器具，不過兩木箱。演說時，遠置廳事兩旁，一箱電發，則他箱內之小鐘錚然應之”。文中的馬考尼，就是我們現在翻譯的馬可尼，“漢忒象浪”就是赫茲發現的電磁波。

等到了1987年馬可尼創辦了“馬可尼無線電報有限公司”的時候，《時務報》不失時機地又登出一篇訊息《電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當之電機，數英里之遙，憑空發信，現用哈子（赫茲）法之電浪試驗”。“於一英里之外，設一電機，並在隔一山處，亦設一機，激動電浪，則兩機俱應，是則電浪竟能穿山水矣。”這兩篇報道，使國人及時瞭解了無線電報的特性和原理。

1899年初，中國購買了幾部馬可尼舊火花式無線電機，安裝在廣州兩廣總督督署、馬口、威遠等要塞以及南洋艦隊各艦艇上，以便遠端軍事指揮之用。這是無線電波首次飛越在中國大地上。十分難得的是，這一次中國對無線電報的應用，基本上與歐美同步。要知道，在同一年，馬可尼才剛剛說服英國郵政部在南福蘭角建立了一個無線電報站，用來與法國維姆勒之間的通訊，通訊業務方才起步。中國的反應速度，已在大部分歐洲國家之上了。

到了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俄軍在煙臺至東北的牛莊架設起來無線電臺，來指揮作戰。保持“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受此影響，斥巨資購買了7部馬可尼式無線電機（每臺約白銀2000兩），安裝在北京附近的南苑以及幾艘海軍艦艇上，其功能不問可知，也是軍事所用。

觀一葉而知秋。清政府在對無線電報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歷史細節，卻並非無關宏旨。從其中的細微處，我們可以揣摩到，電報已經從一頭國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獸，逐漸變成了與軍事、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件利器。

電報這個小小的發明，在這個綿延幾千年的國度已經開始漸漸發酵了。

電報與晚清政治

每一次科技的變革，總會對社會產生深刻影響。這種影響往往最先作用在政治和軍事上。電報的出現，是一次資訊革新，它使資訊的傳輸速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進步，這對於視情報與時間如生命的軍事將領、政治家們來說，不啻為是一柄利器。即使是對新生事物反應遲鈍的晚清，亦不能完全規避這種影響力。清政府晚期的許多著名事件，都是與電報的出現密切相關——或者我們應該反過來說，假如沒有電報這種東西的話，許多清末政治事件未必會發生，即便發生也未必會輻射出絕大的影響力和震撼來。科技改變政治，這一條定律即使是在中華老大帝國亦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電報引入中國的早期，清政府和絕大多數國人並沒有意識到電報其中蘊藏的重大政治價值，儘管很方便不錯，可也僅此而已。換句話說，電報只是一件“玩意兒”，上不得檯面。

中國正式開始架設電報線路是在光緒五年，李鴻章在天津與大沽炮臺之間建成電報線，隨即鋪開了沿海各省電報建設的大潮。但清政府卻一直不認為電報是官方檔案，只是稱之為“抄電”。當時官員打電報上奏之後，仍舊要用傳統途徑送遞一份同樣內容的奏摺，以便備檔。可見在當時清政府心目中，電報根本不能算是正規文書。

一直到1883年發生的中法戰爭，才改變了清政府對電報的態度。當時中國軍隊一路連勝，昏庸的清政府卻一味求和，電令前線停戰。老將馮子材和黑旗軍首領劉永福覆電抗辯，卻無力迴天。當時擔任廣東會籌防務的湘軍名將彭玉麟按捺不住憤懣之情，憤然賦詩一首：“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飛的國恥。這是首次把電報與政治緊密地聯絡到了一起。

此役喪權辱國，顢頇之至。不過電報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用，倒是發揮得淋漓盡致，讓清政府嚐到了遠端遙控的甜頭，認識到了電報的重要性。於是從光緒十年開始，在軍機處建立電報檔案，光緒帝親自下旨將電報視作公文來對待。同僚之間的電文往來，被稱為“電牘”，給皇帝的電報奏摺則稱為“電奏”。

所以查閱中國近代史料就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從光緒五年到光緒十年這期間的電報，幾乎沒有檔案儲存。只有在一些滿清大員的個人收藏裡——如盛宣懷的“盛檔”中——才能一窺中國早期電報的風貌。

到光緒二十四年百日維新之時，電報的名分終於確定下來，被新法提升到了正式公文的地位。而恰好也是這個時候，電報的真正政治價值，也在這一年大放異彩。

光緒二十五年（